李烈钧冒死入滇促唐反袁

　　著名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后李烈钧担任江西省都督职务。因为袁世凯加强独裁统治并打击国民党，1913年7月，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南方各省相继响应。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就任滇黔联军总司令，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唐在出兵重庆的誓师词中说：“天祸吾国，日复一日，以全国四万万同胞所造之共和，徒为一二强有力者之利用[ 《誓师词》，载《会泽督黔文牍·杂文》，第28~29页。]。”表达出唐继尧对二次革命将领李烈钧、熊克武等国民党人“一二强有力者”的仇视。唐不仅派兵打败了熊克武，而且在调任云南都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镇压了大理杨春魁响应二次革命的起义，趁机株连老同学老上级李根源等人，传令杀害了辛亥革命腾冲起义领导人张文光。[ 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44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

　　1914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华革命党，唐继尧紧跟袁世凯通缉查拿孙中山：“乱党孙文自逋逃海外以来，专以诈骗金钱，扰乱秩序为目的，种种鬼蜮，久为中外所共知等因，奉此合行通饬，仰该师长即便遵照，转饬所属一体查拿究办可也[ 1914年7月25日《云南政报》，现存云南省图书馆。]。”

　　唐继尧亲自布置捉拿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发动讨袁的中华革命党人。1914年10月27日，唐继尧捕杀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李根源内弟），并将头、身、手、足砍成六段，埋于昆明北郊，手段极为残忍。“君数世凯、继尧罪，骂不绝口，遂于甲寅（1914）重九夜被难。断身首手足为六，稿葬昆明北城外。[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9~10页。引自寸晓亭：《悼徐天禄》三律并叙。]”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更加声色俱厉地命令警察宪兵紧张拿办“乱党”，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厅几处关押很多人。邹若衡揭露：“一夜唐在督署秘密亲审国民党一个司令，是贵州人”，口供主要是“奉孙中山先生派遣前来云南，目的是要云南整个军队力量反抗袁世凯，活动是使云南带兵官认识袁世凯卖国盗国，使大家思想一致，奋力反抗”。“审讯仔细，时间甚长，审毕立即枪毙。”[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页。]

　　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北洋大将冯国璋等人都不赞成，“闻冯主张从缓，唐、任昨已有电报极端赞成。”[ 蔡锷《致贵阳刘护军使电》，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页。]

　　唐的贴身警卫邹若衡记载：唐继尧在省议会召集投票，以军警宪兵架起机关枪的威势，吓得投票的人写“赞成”两字。[ 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9页。]

　　“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 《袁世凯关于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均著褫职查办申令》，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508页。]。”唐继尧拥戴袁世凯称帝，两次劝进比其他各省的一次劝进更突出、更典型。

　　唐继尧不仅两次上表劝进，而且于10月12日又致电统率办事处催促复辟帝制：“务乞转陈主座，俯顺舆情，乾纲立断，决定施行，以慰薄海军民之望。若再予迟疑，转恐别生枝节，有碍国家根本大计，更非元首维持大局之初衷矣[ 《政事堂对唐继尧等漾电故示怀疑电》，载《护国运动》，第494页。]。”

　　“唐继尧、任可澄等屡次通电京外机关，亦谓非帝制不能救国，言之极为痛切。本月初间电奏，谓共和为害，请早定一尊，吁肯元首早登大位。直至十八、二十等日，尚有密电，谓乱党密谋甚急，军队防范严密，力任保全治安等语[ 《段芝贵致政事堂及统率办事处电》，载《护国运动》第501页。]。”

　　外省来的人想联络唐继尧反袁，仅仅是外省人的一厢情愿，唐继尧对于各省反袁人士的入滇行动，不但不欢迎，而且防范得非常严密，唐认为反袁是“乱党”和“奸人”的行为，“唐继尧对入滇要道河口就加以注意，委任其弟唐继禹的同学杨勋为河口督办，叫他严防奸人入滇捣乱[ 詹秉忠：《护国战役前后回忆》，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61页。]”，熊克武、但懋辛、刘国佐、蔡济武等人从各省来到云南边境，唐继尧不准他们入滇，蔡济武冒险进入云南，就被唐继尧割去头颅。

　　1916年1月1日《申报》第6版《云南起事前之状态》记载：“军巡两署防范确从容周密，除加派侦探秘密查访外，凡日本上海及南洋各埠来信，均须派员检查，必拆视实无他故，方准照送。如有可疑之处，即行扣留，并逮捕其人。若属来往旅客，稽查尤为认真，凡操两广口音非久居滇省者，必格外注意，或再三盘查，如滇省无妥实商铺代为担保，则不准容留。”

　　从省外进入云南的革命党人容易抓捕，而秘密加入革命党的滇军军官不容易暴露。“董鸿勋到浙江考察，由刘德泽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随即任命董为中华革命军云南司令官，并由陈其美发给经费，归赠滇军中华革命党同志。邓泰中、杨蓁、田钟谷、董毅生、明星辰、赵伸、吕志伊、杨蕙、陆杰、马骧、刘古愚、鄢仕周、杜去恨、杨华馨、袁咸熙、赵德恒、何秉权、张大义、赵德裕、段雄、李伟、何汉等人，都是中华革命党员[ 《滇省党人倒袁运动》，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5至71页。]”。

　　吕志伊记载：“时滇中反对帝制最激烈者，上级军官则为罗熔轩、赵又新、黄斐章、叶香石、张开儒、邓和卿、杨映波等；中级军官则为杜韩甫、马幼伯、李文汉、李植生、田钟谷等[ 吕志伊：《天民回顾录》，载《南强杂志·云南拥护共和纪念专号》（南京）。]”，“予回滇后杜、马、田、李诸君时至予宅，密筹方略，予乃担任与邓君泰中、杨君蓁联络中上级军官，而中下级军官则由杜、马、田、李诸君联络[ 吕志伊：《云南举义实录》，载1916年11月3日《民国新报》（北京）。]。”这些军官与吕志伊密切联系，在吕志伊处多次开会。李文汉叙述吕志伊到滇后，“他和罗佩金常在街上闲走购物，我与田钟谷经杜韩甫之介绍和他见面，他约我们加入中华革命党。由他立盟加入，以后时有联系[ 李文汉：《云南护国亲历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25页。]”。

　　马骧与杜寒甫为了发动反袁，在滇军官兵中秘密发展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洪华联谱”，把加入组织的官兵力量聚集起来进行军事上的反袁准备。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唐继尧的直属部队”，均已被马骧和杜寒甫运动成熟[ 国民党中央（台湾）编纂的《革命人物志·马幼伯》。]。他们用洪华联谱这个看上去不太激进的名称，即使被唐继尧破获，也可以解释说这只是普通的洪门组织。

　　中下级军官议定了“促唐反袁四项办法”，若唐反袁则拥护他，若唐拥袁就杀掉他。

　　“滇军军官们三五组集，已无日不在秘密筹议运动之中，共推黄斐章进言于唐继尧，要求唐反袁，唐未决定[ 李曰垓：《客问》，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41页。]。”

　　黄毓成、邓泰中、杨蓁三人相约一同去劝唐反袁。直到深夜唐仍然不愿表态，黄毓成实在忍耐不住了，把手枪砸在桌上说：“要么你讨袁，要么你用手枪把我打了，没有其他的办法[ 黄清《先父黄毓成谈云南发动讨袁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76页。]。”他们为什么敢于面对面地逼迫唐继尧表态反袁呢？因为常驻昆明城的步兵只有两个团，杨蓁与邓泰中是这两个团的团长，兵权在握，并且邓泰中与唐继尧又是亲戚，所以危险比较小。

　　反袁的最大阻力就是唐继尧，唐对于滇军内部军官的反袁要求，可以采取口头敷衍的办法虚以委蛇，但对于外省来的反袁人士绝不手软。中华革命党人为发动反袁付出了惨重代价，唐继尧致袁世凯密电可见一斑：“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计，常令其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财，投入者已有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有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武、董逮章、罗海峰、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 林翠：《与台大李守孔教授论云南起义》，载《云南文献》（台湾）第五期，第20页。]。”

　　杨益谦记载：“滇机关全体破获，蔡济五、王荫南、童建章诸君均已先后殉难，其余拘留尚有九十余名，目击之余，不胜痛哭[ 《杨益谦致谢持告滇机关蒙难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6页。]。”

　　杨华馨记载：“蔡烈士济五、王营长召伯同时殉义。代华到腾之警备队军士胡国兴，亦在路被拘，枪毙二十余人[ 《杨华馨为蔡济五等请恤上孙中山函》，载《护国文献》上册，第67页。]。”

　　护国运动前，唐继尧疯狂捕杀孙中山先生派来云南发动反袁的中华革命党人，这是云南民国史上一段血雨腥风的日子。

　　中华革命党初创建时，李烈钧没有加入，1915年春天李从海外归来，见袁世凯复辟帝制加快了脚步，非常气愤，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奉孙中山命令发动讨袁。12月李烈钧率革命党员方声涛等人赴云南。

　　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时虽然与唐继尧同住一个宿舍，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的同学，但是在拥袁与反袁；两种力量激烈交锋的生死关头，唐继尧可能不知道李烈钧是革命党员，但他明白李是孙中山阵营的人。仅仅靠同学好友的关系就想入滇发动反袁，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事。

　　何慧青在《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中记载：“李烈钧自海外归来至香港，见唐与袁之关系，亦不知底蕴，命其学生张维义，致函民党钜子叶荃、黄毓成、赵又新等，密探唐意旨，张至滇见云南捕革命党正急，蔡济武及李根源之内弟某俱被捕杀，不敢投递[ 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