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冒死入滇促唐反袁(2)

　　李烈钧冒死入云南，唐继尧对边境河口官员的请示故作聋痴，不予批准。《李烈钧将军自述》记载：“延二日赴老开（老街），余以为至此，沿途当无阻碍矣。乃河口监督，闻余等至，即密电唐督继尧请示。居数日，正拟兼程前进，而监督来语余，谓‘唐公无电来，请先生勿孟浪闯关’。余闻而讶之。因思此行，于中国前途，关系极深，乃作破釜沉舟之计，手拟一电致唐督，略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老街）以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 《李烈钧将军自述》，载《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93页。]。”唐继尧见阻止不了，只好批准李烈钧入滇。

　　李烈钧在云南边境河口“居数日”的时期内，蔡锷从天津辗转日本南下，到了越南海防，蔡锷向唐继尧拍电报说要入滇，并派王伯群先到昆明与唐联系。“据王伯群向我说，他先蔡五天到昆明，把袁世凯称帝后，已有众叛亲离之势，及蔡认为倒袁确有把握各情，面告唐继尧，唐虽勉强答应唯蔡的马首是瞻，但说话时愁眉苦脸，并无兴奋的表现。因为唐反对帝制无决心，不愿听袁垮台之话，更不愿蔡来滇，但又不敢阻止；因为一般将领，都主张反对帝制，希望蔡来领导之故。当时我在四川成武将军署供职，唐继尧迭次致陈宧电，都坚决表示拥护帝制，有山河可易，此志不移之语。唐想透过陈宧，将此意达到袁世凯，坚定袁对他的信心[ 邓汉祥《滇黔反对袁世凯帝制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63页]”。

　　林虎在《我与陆荣廷联系讨袁护国的经过》中记载：“其时，云南的情况渐趋明朗化，罗佩金、顾品珍等的活动成为公开的秘密，唐继尧知道了这事，他意识到若不同意讨袁，自己的军队就掌握不住。他固然非常生气，但也无法阻止汹涌的浪潮。事后听说唐继尧怀疑李烈钧捣他的鬼，非常痛恨李烈钧……据说唐继尧由于痛恨李烈钧，以为蔡锷到了云南就可以抵消李烈钧的影响……对李烈钧则派其弟唐继虞到老街去阻止，借口树大招风，请李暂缓进入昆明。当时军队干部知道此事后，即推举团长邓泰中到老街欢迎李烈钧等人，唐继虞向李转达了乃兄的意见后，对李等的行止，不敢有所决定[ 林虎《我与陆荣廷联系讨袁护国的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283页。]。”

　　李烈钧等一行人于12月17日抵达昆明，即刻开展了紧张的促唐反袁活动。去唐继尧的五华山警卫团部和其密谈，详细交流了国内外形势，商量反对帝制的具体事宜。12月19日蔡锷到昆明，带来了各省军政官员及北洋军主要将领都不愿意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昆明的反袁力量空前强大。

　　李烈钧带来的巨额资金，最后让唐继尧消除了杀念。李根源《雪生年录》第68页记载：“协和带滇现洋百箱，余与（张）木欣所筹措。”袁世凯密探赵国勋说：“李协和来滇时，携有四十余万元[ 《赵国勋致杆臣函》，载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25页。]。”

　　李烈钧带来的资金是准备成立讨袁军用的，俗话说“穷家富路”，再穷的人家，对于离家出门的人都尽量给予旅费。唐继尧本应给李烈钧率领军队出征的资金，可事实却反过来，由李烈钧出钱给唐继尧，1916年5月19日《义声报》刊登云南都督府的文章：“前由第二军总司令官李协和君带来华侨捐款十余万元。”龙云写的《云南护国起义简述》中记载：“李烈钧助饷二十万元[ 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12页。]。”唐继尧没有给钱，反而从李烈钧那里赚了一二十万元。

　　护国运动爆发后，唐继尧看到李烈钧能够搞到资金，1月20日就把已有护国第二军总司令职务的李烈钧委为筹饷总局总办，以其影响力，向省内外和南洋各界为云南都督府筹募饷需。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李烈钧等人在南洋筹饷一百五十万元之谱[ 台湾洪喜美：《李烈钧与护国讨袁运动》，载《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第84页。转引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册第480201页的记载，]。”

　　1916年2月21日李烈钧率护国第二军出发时，唐继尧一个铜板都没有发给。《护国军纪事》第二期《军实》记载：“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

　　护国第一军，第二军和挺进军在出发之后，就全凭自身的本事去拼搏。海外的捐款陆续汇到云南，唐继尧收到后，没有给出发讨袁的那三支部队增援过武器弹药和兵员。哪怕四川前线的求援电报象雪片一样飞到昆明，唐继尧也不肯支援。一些文章记述的廖廷桂支队和刘国威工兵连，3月2日之前到达叙府，那是护国第一军的后续部队，跋涉32天到达，不是唐派的援兵，所谓坐镇支援全是空话。

　　讨袁护国的 “护国军”名称是怎样来的呢？《中国近代史词典》记载说：“1915年12月，蔡锷由北京潜返昆明，策动讨伐袁世凯，在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即就护国寺取名。”然而查遍当时昆明地名，有圆通寺、筇竹寺、华亭寺、太华寺等诸多寺庙，根本就没有护国寺。可见这一说法是以讹传讹。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护国军”名称的提出者是护国起义的策动者之一吕志伊。他1916年在北京《民国新报》刊载的《云南举义实录》中说：“而此次护国军之名义，即予于此时所拟议者也。予并拟有护国军讨国贼袁世凯檄文，交蒙君（广西陆荣廷代表）携回备用。原李（根源）、钮（永建）诸君先拟有共和军、讨逆军之二名。讨逆军为冯将军所反对，乃存护国军、共和军之二名供首义者所选用。”云南发动讨袁起义讨论起义军名称时，也有人倾向共和军之名，但李曰垓力排众议，提出，袁世凯称帝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为背景的。袁若失败，牵连对日作战也未可知。于是一致同意李曰垓意见，把讨袁起义军队统一称为“护国军”。

　　李烈钧重视与与唐继尧的友谊，而唐继尧却不当回事。看看护国运动爆发时云南重要通电的落款人名单，就知道在唐继尧眼里李烈钧处于什么位置了。我们先不管1915年12月23日拍发的请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蔡戴刘唐任漾电》、24日拍发的限袁世凯24小时答复的《蔡戴刘唐任敬电》、25日宣布讨袁的《蔡戴刘唐任有电》这些以蔡锷领衔的通电，只看唐继尧领衔于12月25日拍发的请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唐继尧任可澄漾电》、25日宣布云南独立的《唐继尧任可澄有电》、27日声讨袁世凯罪行的《唐蔡任刘戴感电》、30日请各省共兴义举的《唐蔡刘任戴全电》、31日再次声讨袁世凯的《唐蔡任刘戴张刘卅一电》都把李烈钧排斥在外，这一系列重要通电的落款都没有李烈钧的名字[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护国运动》第180页至19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半个世纪之后，龙云向云南省政协《云南文史资料选辑》投稿，似乎觉得把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排斥在外不妥当，于是在写作《云南护国起义简述》时，把12月27日声讨袁世凯的“感电”落款人改写为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 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9页，云南省政协文史委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这样一来，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又受到了质疑。

　　护国运动胜利后，出现了“唐蔡孰为主动”的大争论。周钟岳发表《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文章，说进步党人梁启超“乃器器然号于众曰：‘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此则云南人所不能不愤慨者[ 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99页。]”。周钟岳说的这番话无论是否真实，此文章在云南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极大地刺激了云南人的感情，很多云南人原先对领兵出征的蔡锷热情歌颂，后转为批评态度。很多国民党员为了维护云南军民在护国运动中的功劳地位，只好容忍唐氏秘书机构把唐继尧吹捧起来抵消蔡锷的影响。原先对唐继尧那种效忠袁世凯屠杀革命党的行为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国民党员，也不便在大争论中批评唐，以免加重否定云南的砝码。大争论形成了党派之争、地域之争，宗派之争，如同两条对立的阵线，只要贬蔡就会客观上褒唐，只要贬唐就会客观上褒蔡。唐继尧被列为国民党阵营的人。后来李宗黄写文章，讲述李烈钧曾经回答别人的提问，以自谦的话来称赞唐继尧，说唐继尧比自己的功劳大，比蔡锷的功劳大。但在李烈钧自己写的文章书籍中，没有这种自谦说法。

　　即使李烈钧真的说过这种自谦话，那也是在大争论中不便火上加油，有其论战的目的和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为李烈钧说过自谦的话，就不承认唐继尧阻止李烈钧入滇的历史事实。孙中山革命力量发动了云南护国起义，孙中山的代表人物李烈钧在护国运动中担任第二军总司令，独当一面，体现了孙中山革命力量掌握了护国运动的部分领导权。

　　（作者系马骧外孙，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