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云南护国时之亲历

　　周钟岳(1876-1955)字惺甫，白族，云南剑川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云南省教育司司长，全国贸国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云南省省长。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长。

　　4年8月，北京忽发生“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会中以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理事，并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京，加入讨论。各省纷纷电复赞成，滇省来电，亦派予代表就近在京入会。予谓蔡公：“原拟出洋疗病，承公挽留，迁延数月，今经界事宜，既无实力奉行之望，而袁氏左右设立筹安会，意在恢复帝制，推翻共和，滇中又派予为代表，钟岳岂能覥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请准予先行辞职，仍然出洋，以遂初志”。蔡公谓“吾事尚须相烦料理，此时未便遽离，如不肯入会，吾可电蓂公，谓此间派惺甫赴东三省调查经界事宜，请另派代表，并将此情通知筹安会可也”。蔡公遂分发函电，予不得已乃暂留，仍嘱阍人藉词谢客。然经界局中有评议委员刘德忱者系孙毓筠中表，日常相见，故予虽托辞云已赴东三省，而杨哲子、孙少侯等时来局相寻，欲谋一晤，予日亦须离京，仍望稍待。未几，袁氏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又密令各省代表呈递变更国体请愿书，袁氏虽宣言变更国体不合事宜，而谋帝制益亟，一日，蔡公由统率办事处归，谓予日：“有陕人路某向公府告密，云滇省反对帝制，吾辈亦通信与谋，昨日军政执法处派人至吾寓检查信件，实由于此。”至10月蔡公乃托病请假，潜行赴津，入公立医院，并嘱予将密电及电本携赴天津，予于16日至津相晤，蔡公谓：“请暂行回京，俟吾由电话告行期，即代拟一请假3月赴日就医之呈文。”及19日蔡公电告已上船，予乃为拟一呈文日：“为病体未痊愈恳续假调治，并派员代理职务，恭呈仰祈钧鉴事。窃锷禀赋本属不强，每遇治事稍勤，则诸病不时复发，自今年入秋复觉脾胃不舒，饮食减少，时作咳嗽，夜不成眠。因夙日尚能耐劳，未加调理，且职务所关，尤不敢稍自暇逸，乃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复感受秋燥，虚火上炎，以致喉痛失音，发热盗汗，诸症并作，迭经延医调治，迄未见痊，据医生诊视，谓操劳过度，心血大亏，且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收全效，宜择一气候温和之处，静息数月，庶真元一固，药力亦易见功。伏念锷仰荷深知，迭膺重寄，忽撄疾病，有负职司。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惟有仰恳俯赐矜全，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袁氏接呈，亟电催回京疗养，实则蔡公已东渡矣。时予亦拟即启行，因旅费由赵孟云代存震发合号，尚未取回，稍事迁延，而内人又患喉痛症甚剧，未几政府派人至经界局搜查蔡公文电，局员谓已电秘书长周某携赴天津，政府益监视予之行动，予乃于11月抄，微服出都，家眷托亲戚杨任道之夫人照料，予在天津，住日人所开之弥生馆，延候10余日，至12月7日，内人病愈亦来津，是晚，突有日本宪兵2人，警士2人，便装来馆相访，诘予行踪甚悉，予诡辞应之，既而笑曰，君为蔡锷之秘书长，可不必讳言，予辈受中国政府嘱托，特来稽查，知君亦系有志之人，不欲相难，便此间已不宜驻，望君早行，予谓本拟避居日本，因津浦铁路检查甚严，又有家眷系累，不敢冒行。日警谓由奉天至釜山赴日，沿途皆有日本旅馆，当为作书介绍，可无虑也。予易名周谧，改装商人，于12月8日夜l时30分，挈家眷由天津上车，9日午后8时至奉天，10日午后5时至安东，11日午后7时由安东上朝鲜铁道，11日午后7时至釜山，8时30分，由釜山上船，13日午前7时至日本马关，10时上车，l4日午后3时到日本东京，锡夔侄及李树屏渚君到车站相迎，往住神田区猿乐町玉津馆，是日如鸟脱樊笼，心中甚适也。

　　予到东京数日，闻蔡公抵滇，与云南唐将军任巡按使及戴君循若于12月23日至袁氏电，请将杨度、朱启钤等立正典刑，以谢天下，焕发明誓，拥护共和，袁氏不复，旋由唐、蔡、任联名反对帝制。袁得电，褫唐、任、蔡等职，25日，云南即宣布独立，拥护共和，并誓师讨袁。以蔡公为护国第一军出四川，李公协和为护国第二军出广东，屡战克捷。袁氏亦派曹锟率兵入川抗拒，既而贵州、广西、广东、浙江亦相继独立，反对帝制。四川将军陈宦，初承袁意旨，停战议和，既而请袁退位。袁氏见各省独立，众叛亲离，于五年五月撤销承认帝制案，废止洪宪年号，至6月6日，忿恚以死，而帝制遂告终矣。予到东京后，亦拟回滇，适闻香港政府种种留难，未能通过，遂决意留东京，补习英文，准备游美，并习冈田氏静坐法，身体渐觉强健。每日见报载蔡公战捷，袁氏病亡，不胜欢跃。及闻上海烟案发生，云南声誉堕地，为之不怡者累日。未几，闻蔡公病重，由川赴日养疴，予与赵君直斋至福岗，视蔡公病，病势沉重，偃卧病床，身已枯瘪，见予甚喜，强起长谈，而言语失音，几不能听。予请其静卧，答谓无防，并谓榕轩在川，事务繁重，子畅已去，赞助无人，曾与榕轩迭电催兄入川，迄未得复，望早日前往相助为理。予渭榕轩电昨方由公使馆转来数件，渠意甚殷恳，但川事复杂，处理綦难，即公在川，颇费应付，公已去蜀，恐非榕轩所能摒挡也，蔡公渭滇军在川，力量颇厚，榕轩亦稳练，可以支持，且系为吾护理，如累病痊，仍须复职，兄助榕轩，即为助我，无论公谊私情，总望一行。予不忍拂其意，遂允之。嗣旋东京复得榕轩公来电，请好日启行来川，奠安大局，遂定期于10月26日自东启行，30日到泸，印泉留函邀赴陕西，予复一书云，得10月16日手示，承雅意相招；并宠以厚贶，欣感靡涯，前接榕轩迭电来邀，赴川相助，松公到东京，复再三敦劝，弟已电应允，明知川省事杂言庞、措理匪易，然因榕轩词意殷拳，重以松公病中敦促，不能不勉此一行，将来事有可为，自当竭愚诚以副榕轩之厚意，若未能如志，则仍当谢之，异日所以酬答知己者，为日正长。承命未能及行，惟冀鉴宥而已。旋又接赵介庵先生函促回滇，因复一书云：“泸上晤李君镜涵，云唐督军有电促归，而此间迄未奉到，1916年9月10日函谕，复蒙指示行止机宜，深感见爱之厚，钟此次赴川，实非本志，因榕轩电召，辞意殷拳，松公复再三敦促，迫于友谊，勉此一行，明知蜀事纷纭，调处匪易。榕轩资望亦尚未能结信于中央，将来到川，终恐无能为役，惟先已应允，此时中途变计，亦无以对榕轩，惟有决意前行，践此宿诺，顷已致书榕轩，愿居幕僚，不受职。官守不为所绊，进退或可自如，以私衷臆度，不出一年当返滇耳，萁公遇我甚厚，滇省召又为父母之邦，惟有此间尚可着手，国事扰攘，何以图存，将来巩卫桑梓，或可以为中国留一片干净土，钟虽行能无似，终当一效其愚，请先代达萁公为感。”

　　在申晤章行严，欧阳骏民谈及川事，云榕轩公编留陆军六师，极为中央嫉视，又反对循若为省长，滇黔军有分裂之形，乃于10月10日致榕轩公一电，请裁汰冗兵，节减军费，欢迎循若，引用正绅，以洽舆望，肃清匪患，以奠民生。并详致一函，言治蜀之道。至11月10日，闻松坡将军在福岗于11月8日午前4时逝世，不胜悲悼，当即致唐蓂赓将军一函，谓松公两次举义，皆在滇中，请醵全铸松公铜像于滇垣，为立马华山之像，并致蒋百里、范秉钧、袁雪安各一函，以辑刻松公遗着，并请商之任公、行严，筹议国史列传及建立专祠等事。11月24日抵宜昌，因川江水涸，轮船业已停行，当即电告榕轩，遵陆上省，恐有迟延，榕轩电轮船公司，请将蜀通再开一次，公司亦允照行，12月11日抵渝，晤戴循若（戴戡）劝与榕公一德同心，以固滇黔两军感情，奠定川局，循若深以为然，时闻中央派王铁珊（王芝祥）以检察使名义入川，川中复谣言蜂起，当即致光农闻一函，略谓罗、戴两君，本无固结不解之意见，惟此间有一部分人士，簸弄其间，胥动浮言，以致罗、戴感情日恶，弟到此拟力为疏通，使罗戴握手，则意见自消，蜀患可弭，惟近闻中央派王铁珊检查使名义入川，此间复谣言蜂起，或谓戴君对人宣言，迭奉中央密电，促令就职，如有人反对，中央允派兵助剿，或谓滇军情形尤极不稳，以为滇省以贫瘠之区，首倡大义，牺牲无数生命财产，以抗国贼，卒使袁氏愤死，重睹共和，滇人虽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然崎岖百战，不屈不挠，亦可以寒专制魔王之胆而夺其魄，今大局甫定，而中央对于滇军，待遇极为冷酷，殆若为袁氏报仇。滇军因拥护共和，悉索敝赋，公私赤立，而军费所出，中央迄今未闻稍为筹济，驻粤滇军，乏饷数月，饥寒交迫，中央置之不闻，万一川督易人，则在川滇军，又将与在粤者同一境遇。现在国家多故，宁堪复有内讧，惟滇军以义愤之师，若再受摧残，不能不自作竞争生存之计云云。弟意此说传播，于罗、戴均有不利，或出于排斥滇黔两军之所为，亦未可料，若果成事实，则蜀省必首受其殃。现拟力劝罗、戴两君为平勃之交欢，以顾全大局，果能和衷共济，蜀省少一祸机。若吾谋不用，则弟此行既于蜀事无补，亦无以对松公之灵于九泉，行将披剃入山，不复问世事矣，蒿目对眼，忧心如捣，以吾兄关怀时局，故不惮缕言之，亦望当局诸公，稍悉此中真相，毋再注措失宜，致酿事端也。时农闻方在段芝泉处任事，故致此函，冀其转达也。16日熊镇守使锦帆派兵护送赴省，29日抵成都，暂寓萧石斋处，次日榕轩公邀入督署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