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垓与护国战争（1915—1916年）（二）

　　李曰垓为护国军定名和主笔讨袁檄文

　　在此之前，云南对将发起的讨袁战争，已作了初步准备。为控制入川要道，唐继尧以“剿匪”为名于12月中旬先后派出邓泰中、杨蓁分率两个营队伍为先头部队，以铲烟剿匪为名赴川滇边境预做准备。其时，出发的两支部队仍沿用滇军固有编制。在商定讨袁的性质和定名时，李曰垓认为由于“事初起，仓促调发，尚无名义”，“然名义不定，内不足以明系统，外不足以正视听”。正所谓“名正言顺”，一个政府、军队发动一场战争，其定名是非常严肃的，必须正式布告宣之。为了出师立名，蔡锷援引永乐靖难的例子，主张用“讨逆”或“讨贼”。但李曰垓不同意，说：“欧战初期，殴人无暇东顾，能置喙中国者独日本耳，然日本大隈内阁正以二十一条约临我。”“袁世凯以石敬瑭自持，而邻国（指日本）亦将以之为刘豫、张邦昌，帝制告成，国且不国矣。拿破仑称帝，共和亡而国未亡，袁氏称帝，恐并国而亡之，”指出“讨袁关系国家存亡，已非一般叛逆可比，而是护卫国家之举，应以‘护国’立名。”（见《客问》）蔡锷等均赞同。讨袁军遂定名“护国军”。随之，命先出发赴川的滇军步一团、步七团改用护国军名及建制（军--梯团--支队--营）。这是12月25日以后之事。此乃护国军之由来，李曰垓拟之，全国各地和之，“护国”之名，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护国起义”、“护国战争”、“护国运动”等等，从此载人史册。这是李曰垓在护国起义中的一大贡献。

　　对此，知之者亦肯定。云南著名藏书家、史学家、文化名人方树梅曾写道：李曰垓“主以护国之名，蔡公题之乃改名护国军，护国之名自先生定”。时为护国军政府秘书官的王璨（字惕山）（曾任唐继尧都督府、将军府秘书官，并在唐幕府参加编写护国档案）也写道：“云南宣布独立蔡帅师入川，君任秘书长，所谓护国名自君定也”。文中的“先生”和“君”均指李曰垓。护国军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在《护国军纪要》中亦写道议决宣布独立同申义举，蔡公出征为总司令，唐公留守为都督，定义军名称为讨逆军。“李君曰垓谓，袁氏既以日本为背景袁若失败，牵连到对日战争亦未可知，改讨逆军为护国军。”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政治史》中，在《护国军政府》一节写道“云南举义讨袁时，商议军队和政府的名称。同盟会员李曰垓建议起义军定名为护国军，即获赞同，从此反袁起义称为护国起义。”台湾出版的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中《云南护国起义》一节亦写道“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

　　在12月30日之前云南发布的文告中未见“护国”一词。如12月27日发布的《唐继尧布告》（见《护国运动资料选编》李希泌（李根源之子）编，此布告标题为编者所加，原布告名是《云南共和军之布告》）尚未使用护国军名。12月31日《云南将军行署巡安使署照会》中，也未出现“护国”一词（注：此时政府行文署名未改，仍用旧名。）出现“护国”一词的文告，最早见于12月30日。在1916年2月2日之《共和滇报》登载民国四年12月30日云南都督府关于朱德、王秉钧等人任职的《云南都督府委饬第ⅹ号》（任命文告）中，有“委王秉钧调充护国第一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委朱德充任补充队第四队队长，此饬。”在《护国运动资料选编》所载12月31日《吴尧家书》中“前部先锋已过昭通…护国军总司令蔡松坡亦将出发。其部下系原来旧人，罗、殷诸人皆随军出征。唐公留守，李烈钧专司南洋运饷械事，…。”

　　在后人认为是1916年元旦发出的《讨袁檄文》中，开始使用了“护国军政府”一词。《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在编者所加标题“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一文中，开头一句是“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中，董雨仓著《云南护国历史资料》中，收入的护国重要文献（十）“民国五年一月一日护国军出师讨袁之檄文”，其第一句是“中华民国五年元月始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这是最早见到“护国军政府”一词的文告。（注：这里出现的“护国军政府”似有后人编辑所加之嫌。当时决定举义政府的设置是：改云南将军府为云南都督府，使用“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印”，《檄》之正文未现“护国”一词，且《檄》原是以通电形式发布。故，笔者疑在拟《檄》时尚未定使用“护国”之名。）有一些文章说在此之前某人已谓“护国军”，仅传说耳。

　　云南护国首义前后所发通告多由李曰垓撰写。现在台湾、卅年代曾任李曰垓秘书的沈径瞻先生在《追忆一位被遗忘的长者—腾冲李曰垓先生》一文中写道：“子鬯先生于护国之义，自始即受邀出席唐公蓂赓召开之最高机密会议，参与赞谋。并出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蔡总司令官松坡之秘书长，帷幕筹策，军务繁劳。云南独立后，有关宣告独立之通电，敦促各省举义之通电，声讨袁逆及檄告其罪状之通电，致华侨特述举义情形之通电，致驻外国各公使支持举义之通电，致驻华各外国使领馆之通电，以及各种对内对外之通电及文告等，多出自子鬯先生之手笔，词锋犀利，大义凛然，发愦震聋，四方响应。书生报国，功不可没”。

　　李曰垓的三子李生葂生前曾多次谈到，护国起义时期的一篇重要的文件（通电），后人称为护国军出师之《讨袁檄文》为李曰垓主笔。该文文辞犀利，气势宏大，似江河奔腾，巨浪排空，历数袁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不让的种种罪状十九条。其中“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等名句，天下传诵。李曰垓随第一军出征四川前，都督府同僚秘书官王灿为其壮行色，所书赠七律《送李子畅从军》中有“一篇露布能诛贼，揽辔真教海宇清。”之句。（注：露布意即檄文。）李曰垓的同学李实在李曰垓去世后所书挽联中亦有：“勘乱才高护国雄文昭万古”均指此。

　　对此，1916年3月27日《时事新报》之《滇中人物小志》登载“李曰垓字梓畅（或子畅），云南腾冲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清末任沿边学务局总理，第三中学监督。辛亥光复之后，任蒙自关道，军政部次长，民政司长，滇南道观察使，西藏宣慰使，唐都督高等顾问。四年以来，唐蔡二公重要文电皆出李手。讨袁兴师，所为文尤悲壮苍凉，读者无不感动，人比之陈琳之檄，出师之表焉。此次起义，曰垓与罗佩金、黄毓成谋最力。独立之后，唐蔡等诸公请曰垓任民政长，曰垓坚辞，请从军，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曰垓性极机敏，遇事当机立断，说者谓房谋杜断，李盖以一身兼之也。”（注：民元后调整省官制，1913年1月，中央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行政机关为省，军政民政划然分开，设都督府都督专治军事，设民政长专治民事，未设民政长各省以都督兼任。民政长（相当省长）由中央任命，总理全省政务，其行政机关为省民政长公署。1914年5月，中央政府颁布《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行政公署亦改称巡按使署。）

　　李曰垓在护国战争中以掷地有声的言辞和文章而名垂青史，章炳麟（太炎）也因此称誉李曰垓为“天南一支笔”。

　　护国讨袁首义之后，社会上曾出现过护国军定名种种误传。一为孙中山总理所定，另为蔡锷在北京居所护国寺召集反袁会议所定，再为举义者在昆明护国寺开会而得名。针对这些误说，一些亲历者如王璨就曾指出：“每届纪念，言人人殊，是非混乱，事实模糊。今不正确之记述，以伪乱真，后将何以传信。”在此，仅摘几段故人对误说的指正，以为徵信后世。

　　1916年，吕天民就在《护国举义实录》中写道：“及云南起义，用护国军名，遂为独立各省所承认。而无识者妄相推测，乃谓蔡君锷居北京护国寺被袁搜检，因用此名，谓蔡君假公义以报私仇，真不值识者一笑也。”

　　1928年，李曰垓在所著《问客》中述及护国始末中写道“松坡初意闯入滇境，作孤注一掷，及晤印泉于香港，知滇议已定，喜而驰入，而宣布之期始决。”并道“护国军之命名，意在此，吾当时首发此议，松坡遽赞成之，其后一国风靡，各处皆有护国军，一时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