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垓与护国战争（1915—1916年）（一）(2)

　　蔡锷离日来港前，安排谷九峰（钟秀）自长崎电告张荣庭。张亲自到港口迎接，见有巡捕及便衣密探多人，船到时天已黄昏，蔡着长衫马褂旧式商人打扮，侥幸混过，乘张备好的汽车至“利源行”栈（张在港商号之一），张称蔡为“蔡颂荪先生是我的商界好友”住商号。担心蔡的安全次日又将蔡移匿至腾商好友家。

　　张荣庭了解到香港至越南近日无定期轮班，有艘开海防的船要待装载满货才开。但考虑蔡锷欲速赴云南，且在港停留之危险状，张荣庭决定花钱包船。随即找到该船东，编一恰当理由，要求提前于次日开船，张承担船主提前开船的全部损失外，并再给予不菲的酬劳共计万元，船主为利所动允诺。张荣庭得以让蔡锷、殷承瓛、刘云峰、戴戡（循若）、韓凤楼等在之后的全港搜捕前，秘密安全离开香港。

　　在等待张荣庭安排轮船时，殷承瓛亦到港口了解情况，恰见在港口等去京班轮登船的刘云峰，悄悄示刘到一旁告之蔡锷到港，刘即去码头找与其同去京的路孝忱，以腹泻难支无法乘船为由，让路登船先行。刘云峰遂与殷去见蔡锷，告蔡锷滇省反袁准备的详细情况。（刘云峰《护国军纪要》）

　　随后，袁世凯得知蔡抵河内的消息令严查，查出张荣庭曾收到自长崎发港电报，遂要求驻华英使朱尔典将张荣庭抓入港狱。对此，《木石居士事实录》写道“后因松坡蔡锷长崎发港一电，致余拘留港狱二日。时朱尔典为驻华英使，与袁最亲，随事俱以实力帮助，余在港内 外均被检查 ，出入皆不便。”“自拘獄后，函电收交处隨时更易，至最危时，日查数次之多。此时，余已无形中失其自由。始化装离港赴沪，抵沪之时，英士（陈其美）派人招待余仍住韵松方声涛宅内。”

　　《木石居士事实录》还写道“至民五帝制发生时，中山先生已支余款七万余元，经手者为陈其美、廖仲恺、朱执信四君。”“成立肇庆府院，汇拨九万余元；上海‘中华新报’为护法唯一言论机关，先后支银；海军宣布反袁，预支军费20万。”为此，马守昌在《儒商张木欣》写道：“护国战争中，周济费用，银行存款尽净，可以说先生的企业几近成为共和革命的军需财务处所之一。由此可见木欣先生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奉献。”

　　为维护共和国体，张荣庭倾其所有，即使负债亦在所不惜。在《木石居士事实录》曾记道“…己未（1919年）冬…坻沪余款未足二百，旅居四日，租一小屋，成立简单之家庭，费用极俭约。时滇政将变，梓畅（李曰垓）三哥有入川必要，另行将余近况，托告锦帆（熊克武），不数日锦兄即电拨大洋二万，以济其急，收款后，全交乡长明子章沽汇缅甸清还缅中最急债务…”。

　　云南发起护国起义，张荣庭功不可没。

　　蔡谔到河内经法国领事馆秘电唐继尧，唐派部队到边岸河口迎护，于20日抵达昆明。此前，17日李烈钧（协和）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也已潜赴到达昆明。 唐蔡等即商举义具体事宜。

　　通电举义

　　12月21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罗佩金、方声涛（韵松）等举行秘密会议。据《中国近代战争史》的记述，蔡锷向唐继尧介绍了全国日益发展的反袁形势及袁世凯政权的内部矛盾，更增强了唐继尧等人的讨袁信心。议定先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否则，“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组织临时政府以及初步军事方针。蔡锷读了梁启超从南京转来的电报，其大意为“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首义之期，不宜在远”。与会者误认为梁启超已在南京，冯国璋已同情起义，可以居中策应，于是决定提前宣布起义（但实际情况是，梁借冯府发报，冯国璋未过问此事，不知电报内容。）云南的领导者原计划先将滇军秘密开至滇川边境，然后宣布举义，对川边各重要据点实行突然袭击。由于梁启超一电的催促，遂在战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仓促宣布举义。这一欠审慎的决定，丧失了通常武装起义所应有的对敌进攻的突然性。而且由于部队的集中和调动尚未完成就分散开拔，致使各路部队发起进攻的时间参差不齐，未能在战争初期对敌形成兵力优势。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本为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遗弃，同时也看到袁的复辟帝制活动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才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反袁。梁（在天津）与蔡锷密商，决定一文一武：梁启超发表文章，夺舆论先声；蔡锷伺机回滇，策动军事讨袁。欲把领导反袁斗争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22日来滇诸革命同志和滇军政要人歃血誓盟。按议定，23日先以唐继尧（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任可澄（云南巡按使）联名发出致电袁世凯请撤消帝制之“漾”电，请大总统重申即位誓言“恪守约法拥护共和”，将杨度等人按内乱罪“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24日上午10点以前赐答”，“谨率三军，翘企待命”。（注：文中述及发电人时，称“尧等”。）24日蔡锷、戴勘联名向袁世凯发出请撤消帝制的“敬”电电，“籲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电陈各节迅予照准”“发明令永除帝制”，并警告道“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注：文中述及发电人时，只称“锷”。）“漾”“敬”二电发往袁世凯的政事堂统率办事处。至25日袁世凯无复电，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李烈钧刘显世戴戡联名向各省军政大员、商会及道、县地官员发出：致各省通电之“有”电（亦称通告全国共同劝告之“有” 电）称“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申明用兵万不得已，誓永除帝制，讨袁保共和。（注：文中述及发电人时，称“尧等”；关于刘显世参予与否及贵州宣布独立另文叙述。）在短短三天中，采用先礼后兵策略，先分别后联合进劝，再宣布用兵。

　　事后定25日为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每届纪念。

　　李曰垓自始均参加唐蔡召集的最高机密会议，参与谋划。

　　“漾”、“敬”、“有”三电宣布了云南人民抱定永除帝制、护卫共和之决心，并将举义讨袁。但一些著述中说“有”电“即日宣布 “独立”。护国相关电文多由李曰垓执笔起草或修改，在李曰垓留下的文字和记述护国的重要著作《客问》和《汗漫录》中所录由他起草的电文中，并无“宣布独立”字样。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1917年）、刘达武《蔡松坡先生遗集》（1943年）所录25日正式“有”电中，也无“宣布独立”词句。且《汗漫录》所录27日声讨袁逆之通电、31日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及在这几天中其所拟电文，亦无“宣布独立”一词。“漾”、“有”电迟迟于28日才在昆明的《觉报》登载。

　　梁启超在天津与蔡锷等密议时，预为蔡准备了起义发表的通电稿（即后来的“有”电稿），24日梁估计此稿云南已发布，未经核实， 就径自将此稿交《共和报》于12月25日以紧急号外向社会发布。梁启超的备稿中曾使用“宣布独立”一词，但梁不知在云南正式发给各省大员的“有”电中，“宣布独立”一词已被删去。这样《觉报》《共和报》登载的“有”电、各省大员收到的“有”出现差异，是造成“漾”、“敬”、“有”等电有三个出处的原因之一。12月29日《申报》报道云南消息的编者按：“云南独立消息纷传多日，业已证实。所有唐继尧等宣布独立之通电及中央政府加以驳辩之电稿，已并列今日本报。”其列出《共和报》紧急号外登载的“有”电，而非云南举义官方发布的正式“有”电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