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垓与护国战争（1915—1916年）（一）

　　中国近代史上，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12月25日，云南率全国之先首举义旗，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李烈钧刘显世戴戡署名发表：共同劝告（袁）之“有”电，通告全国，申明用兵万不得已，誓永除帝制，讨袁保共和。拉开了护国战争序幕。事后定12月25日为云南拥护共和纪念日，每届纪念。

　　举义所发出电文多出自李曰垓之手笔，他提议为讨袁义军定名“护国军”，并主笔被称为“一篇露布能诛贼”的著名讨袁檄文。他因掷地有声的言辞和文章被章炳麟（字太炎）称誉为“天南一支笔”而名垂青史。云南宣布举义之后，“唐蔡等诸公请李曰垓任民政长，曰垓坚辞，请从军，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参与领导入川护国战争。李曰垓性极机敏，遇事当机立断，同辈称他“依马文成入幕尤能陈妙策”，是“不可多得才”；后人则以“长才佐军政指挥若定屡抒筹策”、“曩时军谘吏幹兼备一身”赞其才干。蔡锷深知李曰垓之德才，第一军在川作战，重大事情必所倚重，对李之礼遇亦甚厚。袁世凯亡故，护国战争结束。蔡锷因喉疾离职就医，初令罗佩金代行督军职务、李曰垓为督军署秘书长，后拟荐李曰垓为四川省长助罗共理川局。但未被段祺瑞政府采纳，而任云贵川矿务督办。

　　今逢云南首举讨袁护国义旗一百周年，仅以下文为纪念。

　　反袁举义前的准备

　　袁世凯欲复辟帝制而自图之心，早已有之。1913年，1月国民党在首届国会获胜。3月，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人宋教仁遭暗杀，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挫败。10月，袁在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后，即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公然解散国会，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更换各省大吏为其心复…。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中，袁世凯的不轨之谋日渐明显。1915年4月，袁以国防为由召开会议，实为筹备帝制。5月，日本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包括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中国沿海港湾岛屿只能租借给日本、日本在辽吉内蒙东部有特权、允许日本同中国共同开采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等。并表示袁若承认这些要求，日本政府则支持袁称帝。8月，袁授意杨度等正式成立筹安会，劝进袁称帝，改年号为洪宪，设筹备大典处。

　　这段时间，已改任云南垦务总办的李曰垓（字子鬯、梓畅），在昆明积极酝酿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阴谋。滇中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朝野军政人员，各三五成群组成若干秘密小组，日夕筹议反袁。李曰垓与黄毓成（字斐章）、赵又新（原名复祥字凤階）在一个小组，公推黄为代表秘询唐继尧（字蓂赓），与唐继尧磋商累月。时唐为云南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因所居地位持重不答。（注：1914年6月，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而设将军和将军行署又称将军府，封唐继尧为云南开武将军。）其他小组也在力促唐表明态度。看到省军政人员纷

　　纷串联策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军心激愤，民意沸腾，唐懂得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不反袁自己的云南将军位将不稳，而逐渐转向反袁。10月下旬，各地遵照袁世凯“国民会议事务局”的统一布置，陆续开始选举“劝进代表”和进行国体投票。唐亦在将军府（即原云南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华山，召集会议商讨。到会者甚众，袁世凯派驻滇监视的代表李南彬亦到场。会议开始，唐继尧请众人发言，会场气氛极为紧张。李曰垓起立发言：“赞成共和赞成帝制，三言两语即可决定，时至今日，无复讨论余地，请付表决。”大家齐声附和，都赞成共和，议遂决。此即谓云南反对帝制、赞成共和之“国体投票”。

　　会后，李曰垓、罗佩金（镕轩）、顾品珍（筱斋）、吕天民（志伊）、董鸿勋（干丞）等碰面聚议，才知各有秘密小组。为敦促唐继尧最后表明态度，他们综合各组意见，由董鸿勋面见唐，扬言如不立即讨袁，则先解决云南局面，其意为唐就得下台。唐继尧知反袁为人心所向，迫于朝野形势，于10月底同意反袁起义。事后李根源在《书丁巳川事》一文中写道“迨洪战帝制兴，若非罗镕轩，李梓畅，吕天民，赵又新，黄斐章，何斡丞（国鈞），刘晓岚酝酿于内，而邓泰中，扬蓁，董鸿勋，徐进，田中谷辈应之于外，恐蓂赓（唐继尧）已上劝进表，受侯封矣，松坡入滇，直送死而已，遑言反袁哉。”（注：上所提诸人均是老同盟会员、云南辛亥革命的发起和参加者，其时又 均为云南军政界上层骨干。）

　　11月，袁世凯为稳定云南局势，派专使何国华到昆明举行唐继尧封爵授勋大典，借以拉拢军政首脑，探访云南实情。何国华代表袁世凯，封唐继尧勋位一等毅勇侯，赠九头狮子印，将大绶带斜挎在唐继尧肩上。对此，李曰垓道：“唐氏内断诸心，而表面劝进请愿，阳示恭顺，盖为筹备兵事，不得不尔也。”

　　事实上，唐是在人心所向，部属不稳的情势下，被迫同意讨袁起义。

　　滇议既定，各种准备工作秘密地进行。12月，滇中不稳消息传至北京，袁派其爪牙路孝忱来滇调查，并催唐继尧派大员到京觐见，唐继尧原拟派滇军师长张子贞（青圃）前往，几经商议，乃改派滇军第三旅旅长刘云峰（晓岚）与路孝忱去京，名为觐见，实为了解段祺瑞、冯国璋对袁称帝态度，让刘秘联系蔡谔。刘云峰遂与路孝忱经越南到香港再转船北上。

　　蔡锷的到来

　　11月末，在北京政府任全国经界局督办的蔡锷（字松坡），欲到滇以行反袁。先是10月下旬托病请假，后在11月11日设法逃离袁世凯监控潜到天津，以治病为借口，表面入共立医院治病，给袁以假象，实则再假道日本、香港去滇。殷承瓛（字叔恒，滇军将领同盟会员，时任经界局副督办。）与蔡锷同行，从北京搭乘晚班车到天津，找到梁启超一同到汤觉顿住处四人连夜商议，决定由蔡锷、殷承瓛到云南联系旧部，举行反袁起义，此即后人所称的“天津四人会议”。之后，殷承瓛先抵日本找到石陶钧（醉六，与蔡锷同乡、同学，在日留学军工。11月由美国回到东京。）请其在蔡锷抵日时，设法避去新闻记者与袁探的耳目。12月2日，蔡锷上船东渡后，秘书周钟嶽（生甫）按蔡的安排，自天津向袁世凯发去请假三月赴日治病呈文。袁接文即电催蔡回京疗养，但无济于事，已然放虎归山。蔡锷抵日时，石陶钧等人在码头迎接，蔡锷立即与石陶钧换了服装，蔡、殷雇小舟密赴横滨。石陶钧则携带蔡锷的行李，佯装就医，将蔡锷写给袁世凯的亲笔信多封从日本家中陆续寄出，以麻痹袁。

　 自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反袁力量散于海外和香港。那时，云南腾冲人张荣庭（又名瀛亭字木欣，1909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后加入中华革命党，曾荣获二等大绶嘉禾章、三等文虎章。）在香港所经营的“文兴祥”商号、“富滇银行”香港分行（米街富记）、“锡务宝华公司”等，即成为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港或出国避难的革命党人的秘密接待站，由张荣庭安排居处迎来送往并提供活动经费。凡到港欲经越南河口入滇者，均先与之联系安排，张并支付在港及去滇之费用。

　 张荣庭在其所著《木石居士事实录》中记述：“当民二失败，往东西各国并南洋群岛诸同志，先后归集于港。帝制初起，首入滇者为方韻松声涛，后继者李燮和烈钧，熊锦帆克武，旦怒刚懋辛，程颂云潜等；最后一批为蔡松坡锷、戴星若戡、王伯群、刘晓岚云峰、殷叔恒承献、韓五峰凤楼；留港奔走各方者有钮惕生永建、李印泉根源、曾其衡彦、林隐青虎、杨畅卿永泰、文绍云群、程子楷松声，尚有同志若干，专供奔驰之劳。此时各同志已失经济能力，一切旅费并居处大小款项事皆由余筹，共支大洋二十余万元。”

　 李根源在《雪生年录》写道：“筹安会发生”，10月11离日本 “偕程颂云鈕惕生熊錦帆冷遇秋陈独秀林隐青章陶严先后归上海。钮惕生林隐青冒险入南宁说陸幹卿”，约月余“鈕林归至香港电约余往余与锦帆颂云嵩生畅卿诏云赴港。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下令称帝次日协和至自新加坡偕韻讼锦帆颂云陳偉成但懋辛余际唐伍毓瑞钟动李明扬卓仁机等转赴云南十六日松坡偕戴循若殷叔桓韓五峰先后至自北京入云南。”（李根源《雪生年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