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看其救国救民的教育理念(3)

　　1922年8月9日，由于北伐军回师广州失利，孙中山离粤经香港赴上海，8月14日抵达上海。此间马林作为越飞的代表也抵达上海。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举行中央会议，进一步讨论时局，以及与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马林在上海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苏俄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以及军事合作等问题作了认真的会谈。8月30日，孙中山致函蒋中正，告苏俄有一军事随员近期来沪，询问军事情形，命蒋速来沪备筹一切。就是对孙马会谈军事的具体化，但由于当时孙中山急于联络各地军阀力量与吴佩孚、陈炯明军事力量摊牌，对于建军一事暂时搁置。又由于改组国民党的事迫在眉捷，所以他强调党务工作的重要。暂将建军之事放后。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工作分政治、军事、党务进行。“我们的政治进行，现有许多人在北京，还有许多人散在各省，分头担任。我们党里的军人，就多在南方活动。现在本党修改新章，就要觅一班人来担任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抓党的建设，发扬国民党人的革命精神，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起来救国不能说不对，但只强调“党务进行”，不重视“军事进行”，正是孙中山吃透苦头原因之所在。在那个武装的反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的年代里，的确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桿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事武装便失去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凭藉，空言救国救民是毫无用处的。但这时的孙中山对于军事斗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都欠缺，弄到他一时谈军事，军事失利又谈政治，两者都不能解决问题又谈党务。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又天真地发表一纸《和平宣言》，提议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各省军阀“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和平统一。他呼请各派裁兵，化兵为工，共谋国家建设。宣言发表后，各方反应冷淡，真正拥护孙中山裁兵和平统一的人一个也没有。应该说孙中山在建军的问题上是有失误的，长期来都寄希望于利用各地军阀现存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结果是真正听从孙中山指挥，愿为其政治服务的一个人一支部队也没有。空言北伐，高叫统一中国，都是一种宣传和宣示，孙中山没有兵，光叫别人裁兵，犹如以虎谋皮，徒托空言。不重视“军事进行”，正是孙中山护国、护法、第一次北伐受挫的真正原因所在。

　　对于孙中山的行为，共产国际一再给予勤告和启迪。中共党人也时有批评文章发表，指出孙中山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与各派军阀周旋的错误。经过当时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党人的批评，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1923年1月13日越飞即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在信中越飞指出，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他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有很大的改变，越飞在信中说孙逸仙“承认了我曾多次劝说他的东西，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泛中国的政策，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即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他希望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经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不等于不要军事手段，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这时反对孙中山使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恐怕是孙中山改变看法的主要原因，而关键又在共产国际异想天开劝说孙中山与吴佩孚真诚合作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错误估计中国形势做出的错误决定，起了不良的影响，因为南北军阀均有不同的背景，在帝国主义的干预下中国不可能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共产国际指出孙中山应加强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是应该的，但为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军事斗争的准备，则是一种误导。

　　当时的孙中山固然没有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但苏俄、共产国际不明晰的中国政策对孙中山也发生影响，所以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也时有讨价还价之嫌。诚如越飞所指出的，孙中山当时有两套军事计划，“一套是立即行动的计划，另一套是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采取的。”孙的第一套计划首先打算彻底消灭陈炯明。但不管怎样，在战胜陈炯明之后同吴佩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孙逸仙打算派自己的军队和效忠于孙的湖南省和从孙拥有10万军队的四川省向吴佩孚得以支撑的河南省洛阳和汉口进攻。

　　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即实行第二套计划，即通过广西、山西等省，将孙逸仙拥有的10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在新疆和库伦与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这支军队由苏俄装备起来，经过两年训练则进行最后的“北伐”。由此可见，孙中山此时没有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但有按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方式行动的思想。但共产国际和苏俄当时既不会拿出钱来装备孙中山的军队，也不准备派人帮助孙中山实施自己的计划。所以这种所谓的计划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实际意义，但如按共产国际的建议从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计划来考虑中国的未来，无疑军事解决问题的思想对于孙中山来说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