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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引起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就是打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依附性较小，相信科学和技术创新可以改造世界，对新事物和新思想采取开放的态度”。它首先表现在对法治精神的诉求。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政治统治由过去的“人治”开始向“法治”的转变。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之治”正是中国知识精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表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参议院白开院到结束，一年叉两个月通过法律55种，而后正式国会的召开，重在立宪，这正是以一种新观念新法统替代儒家圣王传统。其次是社会心理的变更。孙中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为主人矣”。在共和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于是平等自由之风起矣。“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因此，辛亥革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更新，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那些日常行为模式被新行为所代替。辛亥革命革除了缠足恶习，天足在民国元年以后成为一种时尚。革命改变了称谓，以官职、先生和君替代了老爷、大人之称，其时代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诚如孙中山所言：“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白任，此外无所转移。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1]296革命还废除了跪拜，以鞠躬之礼代替过去的跪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反映了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被平筹的观念所代替。  

 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标志，在体制方面，意味着权力从君主统治者转移到人民议会手中。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参与意识空前高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孙中山认为，民权自由而发生，但关键是平等，“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针对临时政府颁布的《暂行报律》，孙中山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白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m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由于共和政治赋予公民以选举权，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感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懂得行使民主权利，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在各级政治组织的迭举过程中，对国家政治生活表现了普遍的关注，出现了“任官举职，权柄恒不白上。往往司长所辟除者，地方人民辄投函或径谒司长，要求更易，甚至已易数人不能决”的情况。其次是政治参与范国扩大。共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范国，有利于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废除蛋户、惰户等类人的贱民身份，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仅1912年间，各种社会团体就达300多个。同时，办报也成为时尚，至1913年，全国报纸达500家，许多报纸以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监督政府工作为己任。工人还建立自己的组织参与政治。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在遭到当局的禁止时，工人就援引《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款据理力争，迫使当局承认工人团体的合法性。再次，政治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传统社会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君主、士绅和地主，而一般的民众很少有组成团体来参政的。在中华民国，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发生了兴趣，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更多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现在参与了这个体系，这都兖分说明了民初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有利于政治稳定。在此特别要提到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问题，孙中山在给一些妇女团体的复函中提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据此，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女子有参政权的议案，破天荒地宣布赋予几千年来备受歧视的妇女以参加各级政权的权利。“于是有所谓女子北伐队……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这“不特白古所未见，抑亦环球所罕闻”[17]。女子参政风潮的出现，正是民国初年参政扩大化的生动写照。

   三、辛亥革命冲击了旧时代思想观念，开启了社会观念步入现代化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波及社会范国最广、动摇传统根基最深的社会变革，必然对社会观念各领域发生深远的历史影响。近代社会观念的现代变迁，就是以辛亥革命为中介点的，它前承晚清社会变革以来社会观念推陈出新的历史成果，后启民国成立以降社会观念步人现代化轨道的历史新程。  

 辛亥革命前，一批接受西学或受西方思想意识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率先否定封建式的生活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生活观等。翻开那时的报刊，几乎到处可见对“三纲五常”的猛烈抨击，对新生活薪观念的热烈追求。如《觉民》发表的《论婚礼之弊》，《女子世界》发表的《女子家庭革命说》，《留日女学会杂志》发表的《婚娴改良论》等，对1日礼教、1日观念有理有据地展开批评，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试图创立一种崭新的社会观念。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都为改革传统的社会观念大声疾呼，在婚姻、礼仪、女性解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严复甚至大胆提出了晚婚、晚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主张。至20世纪初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个批判旧观念、创立新社会、树立新生活观念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