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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武旭如之子武之璋口述史》

　　武旭如（1894—1974），民国二年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五年毕业。民前一年，就读覃怀中学期间，受于右任等革命先进影响，只身南下参加革命。辛亥起义之役，投效学生军受黄兴指挥。后北上继续学业。民国二年，经河南革命元老暴质夫介绍加入国民党，旋从军入闽系李厚基部队，在军中从事党务活动，后因身份暴露夤夜逃离。民国九年，受暴质夫先生邀，回孟县办民团，担任温、孟、济、沁四县民团指挥官，训练团勇，成立四县联防制度，平靖地方治安。1927年参加北伐，任十七军上尉参谋，后任二十路总指挥张钫部上校军法处处长。1930年返豫，历任建设厅科长、教育厅祕书。1935-1938年，任罗山县县长，七七事变后，一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程潜)以先生于豫办理民团多年，在北方颇有实力及人望，委之出任自卫军第六路少将司令，与日军作战，颇有勋劳。1939年任河南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第二十三纵队司令，驻防陇海路东。烽火连天之中，安排大批流亡学生赴后方就学，变卖祖产，四处筹款以救饥民，更多次率部参加抢救黄河水患以及救蝗灾等工作。1942年任豫北挺进军少将副司令，司令爲豫军界前辈吴协唐先生。1944年后至重庆地政部总务司长、参事。1949年赴台，四四兵工厂聘任专员，并兼建国中学国文教员，后以著作取得大学讲师资格，任教淡江大学多年。民国六十四年，患食道癌去世。先生博闻强记，国学根基扎实，著有:《水经注辨异》、《济水考》等。

　　武之璋，系武旭如之子。中国台湾作家，史学家，台湾“蓝天行动联盟”主席。

　　我的经历跟我父亲有点关系，我喜欢读书，后来才得知父亲的朋友都是学术界名人，比如翟邵武、张金鉴张伯伯、董作宾董伯伯，都是大师级。我在旁边常常听，听久了对学术产生兴趣。我当兵的时候，已经准备考研究所，同时到大同中学当兼课教员，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准备考研究所。在我退役前两个礼拜父亲中风，他中风之前还在大学教书，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千块，中风以后没有了。我姐姐那时大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家里经济就出现问题，我没有继续念书就去工作，开始做生意，在商场上混了二十年，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样子。

　　我经常演讲，很多人惊讶我怎么有那么多可讲的，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其实我是非常节约时间的，只要将看电视的时间节约下来每天去读书，就会有很好的知识储备了。当然，在精神上鼓舞我的，可能就是深刻的华夏精神的归属感。无论是父亲还是我，发自内心地希望着中国强大、进步！父亲曾作过《建党六十周年纪念感赋四十四韵》，常读之，心潮起伏。这是血脉的传承——两代人，华夏魂。

　　4．《向海潜之子向榕铮口述史》

　　向海潜（1888-1974），字松坡，别号树汉，鄂之大冶人也。幼怀大志，及长，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为武昌首义之元勋。历参护法、讨袁、北伐诸战役。及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先生以戎马倥偬，未遑宁息，乃自释兵符，解甲归田，视名利如敝履，其高风亮节，堪为后人矜式。先生有感建国必先启迪民智，遂先后创办五伦女中及民治、民有二小学于上海。1937年秋，日寇全面进犯，举国兴兵，先生叹遭逢国难，不辞艰辛，领导洪门弟兄与杜月笙先生等共同组建苏浙别动队，从事游击，牵制敌后，厥功至伟。复鉴于空战所需，自捐巨资，复与杜月笙先生等，号召募款，购战机二十架，命名忠义，呈献政府，其慷慨输将、毁家纾难，洵可媲美前贤，至今仍脍炙人口，国史亦志其事。迨胜利结束，先生乃退而致力社会福利事业之推展，功成身退，淡泊自甘。而天不憖遗，竟羽化登仙。[ 向海潜传略系摘自首义元勋张知本先生为向公所撰的墓志铭。张知本先生首义时任军政府司法部长，民国时先后出任湖北江汉大学上海法政大学北平朝阳大学校长，为中国法权威，来台后受聘为资政。]

　　我是向榕铮，湖北大冶人，是辛亥志士向公海潜的哲嗣，194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4年11月初日军迫近桂林，父亲西撤重庆，我和母亲被安排到永福附近堡里游击基地的瑶寨居住，当地四面环山，外人无法辨识道路进去，而且山下还有游击部队驻守，安全无虑。上山时乡人告诉母亲山上钞票毫无用处，但盐比金贵，母亲上山时就带了五大袋食盐，在瑶寨居住期间，使得我们的生活无虑。在山中我整天都是和一些游击队的孩子及瑶人的小孩玩在一起，爬树、攀藤、抓蛇、跳水，样样都来，那段日子，真是年少不知愁，好一段美好的童年。我在山中前后住了近二年的时间。直到抗战胜利后，父亲才将我和母亲接回上海。1955年终于小学毕业。初中、高中则都是在台北完成。毕业后为了减轻老父的负担，就读国防大学法律系，自此成了法律人。四年毕业通过考试院举办的乙等特种考试及格，取得军法官任用资格，分发空军任军法官。1985年调升国防部法制司服务，从事法务工作直到退休。1986年我考取律师，因服公职，不能执行律师业务，直到我退休后才与法界好友成立诚圣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因我退休后每月还可领取一笔过得去的退休俸，所以我当律师不是在钱，纯粹是不愿在家无所事事，久了就会变成老人痴獃。所以愿意以自已所学，做一个在野的法曹，为弘扬法治、保障人权而尽一份心力。直到2021年我届满80歳正式结束律师业务，一心向佛。在台湾，像我们这些辛亥革命的后裔，先人的功绩，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什么帮助；而他们当年与蒋先生的纷纷扰扰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而遭到什么迫害。综观我这一生，从就学到工作，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可说完全和父亲无关。

　　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是1946年由参与武昌首义的元老们在武汉成立，1965年在台复会。后来元老逐渐凋零后，理事长就开始由后裔接任。我曾在2007年到2013年以后裔身份担任过第十六及第十七届理事长，任满后承蒙诸后裔厚爱，聘为荣誉理事长。该会现在担任理事长的周永璋先生已是第三代的后裔了。

　　 两岸后裔同根同源、血浓于水，所以对两岸的交流我们一直在努力。1961年两岸尚未开放前，本会的后裔李志新等就组团回武汉参访了。两岸开放后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梅孟晋理事长就组团回武汉参加纪念活动。之后我们后裔的交流就更加频繁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我们除组了一个庞大的后裔代表团参加武昌的纪念活动外，还和两岸的佛教团体在南京灵谷寺举办了一场千僧超荐大法会，超渡为辛亥革命牺牲的英灵暨死难的同胞，这次法会除台湾的法师及后裔外，还邀请了武汉、南京、上海的后裔来共同祈福及礼忏。

　　辛亥百年时，我有幸能以后裔的身份受邀参加武汉纪念辛亥百年的活动，认识了好几位研究辛亥史的大师，像章开沅、严昌洪、冯天渝等老师。还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与辛亥革命博物院[ 按：2022年3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与辛亥革命博物院两馆合并，组建为辛亥革命博物院。]的梁华平、王兴科、何广、曹波的这一些专家，又接触到了很多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书籍。更关键的是蓝天蔚曾外孙女蓝薇薇老师，因编写蓝公的年谱，从数据库里找出许多当年登载父亲革命时期的报刋、书籍，引起我对辛亥革命及父亲革命事迹研究的兴趣。

　　父亲身体一向健康，痛于1974年9月6日下午2时45分病逝。当我匍伏到时任总统府“资政”、也为父亲武昌首义时的老战友张怀九（知本）先生寓所报丧时，怀老闻讯不禁老泪纵横，有感而发对我说：“松坡（指父亲）对得起民国，民国对不起松坡。”坚持要亲为这位老战友负责治丧。父亲公祭仪式于9月28日在台北市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八时家祭，九时举行公祭礼，约千人及十余位外籍友人到灵堂致祭，场面哀荣。随后由旗队、鼓队、狮队，及洪门弟兄、亲友二百余人护送灵柩到金山富贵墓园暂厝。至此，一代英豪、革命游侠，结束其传奇一生，走入历史，长眠金山富贵山墓园，面对台湾海峡，遥望故土，祈愿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父亲为洪门全国的领袖，他对弟兄，真正做到义薄云天，一切都以弟兄为优先，来台后，家境大不如前，曾有一次弟兄上门借贷，父亲甚至要母亲将金饰典当来给这位弟兄救急。说到缺点，父亲最大的缺点还是酒后脾气不好，一喝醉就喜欢骂人，甚至连蒋先生也骂，蒋先生的桌子他也敢翻，但蒋先生对他宽容，从没追究。

　　父亲还有一事值得一谈，他一生没什么政治立场，也从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他讲的是义气，只要是他的兄弟，不论是什么党派色彩，他都力挺，所以国共两党都有他的兄弟、好友。中共的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与父亲私交甚笃，在其亲撰的回忆录中说：“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而值得介绍的，有王绍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赵朴初、向海潜（松坡）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而他一向喜欢帮助弱者，因此在共产党还处在地下党时，父亲对他们的帮助不少。而在台湾戒严时期，他能不顾政治风险，排除众议，力挺民社党的徐傅霖，足见他不畏权势、重视仁义的峥嵘风骨。

　　辛亥革命是多少仁人志士牺牲奋斗而缔造的旷世伟业。时不我予，辛亥史实如果不及早搜寻，恐将湮没，青史势必成灰。所以一定要结合学术界及产业界，共同努力，深入探寻辛亥史实，以期将辛亥革命的真实面貌，编印成册，广为发行，以供国人惕励。两岸未能统一，始终是所有中华子孙们心中的痛。但愿两岸领导人都能发挥中国人的智慧，使国家早日和平统一，毋教那些为辛亥革命牺牲的英灵含恨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