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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纠弹有劣迹的官员。根据《咨议局章程》关于“本省官绅如有纳贿及违法等事，咨议局得指明确据，呈候督抚查办”的规定和民间陈情，在第二届常年会上提出了4件纠举案，纠举前署襄阳县令徐久绪、前署建始县令金策先、前署广济县令何庆涛和荆州知府斌俊等地方官员，分别指控他们或者任意苛罚、滥费、营私，或者吞粜、吞赈，或者报灾不勘不理、既勘欺瞒、匿实枉征、玩灾殃民，或者鲸蚀仓谷堤费、营私罔利、民怨烦兴。咨议局纠举的这些官员的劣迹引起当局重视，有的进一步核实材料，有的再派员调查，有的予以惩处，如侵占堤工款项，贪污赈粜粮的荆州知府斌俊就因咨议局的纠举而受到严厉惩处。虽然有些问题不了了之，但不论结果如何，咨议局的这种纠举对各级地方官多少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4、审议本省自定法规，监督当局施政。根据《咨议局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咨议局有监察本省财政事宜、参与本省立法事宜等权限，因此，咨议局请总督通饬各司道及关系全省行政各局所，将所有从前所订之单行章程规则，一律抄呈总督，再通过总督名义发交咨议局，咨议局则分别增删修改，开会议决，呈由总督裁夺，通饬施行，并要求以后拟订之各单行章程规则，悉行遵办，以符定章，而清权限。还根据《清理财政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要求属于地方行政经费，由度支部奏交总督送咨议局议决。从这方面看，咨议局已有或多或少的“立法权”了。

　　《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主编吴剑杰认为：对于咨议局上呈的议决案总督批示或谓照准公布施行，或交由咨议局复议再呈，或以种种“窒碍难行”而予以否决。即令经总督批准公布实施并札饬地方官“切实奉行”的议决事项，绝大多数也是形同具文，但这是旧的官僚体制的弊害，不能因此否定或贬低咨议局的工作。

　　在咨议局掌握领导权，在会内能左右局势的，一般都是立宪派人士。可以说，已多少具有地方议会雏形的咨议局，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议论时政的合法场所，能对专制主义的体制予以冲击，并使立宪派扩大了自身的活动能量，受到政治锻炼，渐渐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在武昌起义后，他们应变附和革命，其在咨议局取得的经验对于参与政权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湖北咨议局议员在局外活动主要是参与国会请愿运动。

　　咨议局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就开展起来了。为什么要开展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的答复是：“已成立之咨议局见厄于政府，将成立之资政院又为非驴非马之议会，俱不可恃，因有联合请愿国会之举。”这就是说，咨议局和资政院都不能实现立宪政治，就寄希望于国会。当然，他们知道，有了国会也未必能实现立宪政治，但他们害怕革命，所以不能不把召开国会当作最大的希望。

　　1909年5月20日，由汤化龙等发起正式成立“宪政筹备会”，起初附属于教育会。姚晋圻任会长，汤化龙、余德元任书记，张国溶任编辑员，实际上由汤化龙、张国溶两人掌握该会的全部活动。该会是湖北省各请愿团体和请愿同志会的核心。此后，湖北立宪派便开始投入国会请愿运动。经汤化龙、张国溶二人积极奔走，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湖北立宪派比较活跃。1910年1月，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后，立宪派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设总会于北京。总部设总干事，各省设立分会。经国会请愿代表到武昌运动，湖北立宪派于1月5日组织了以张国溶为干事长的“湖北国会请愿同志会”(又称“汉口宪政同志会”)，鼓动绅商士子向督部堂呈词上书，并派代表串联各省进京陈诉。当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又遭到清政府拒绝后，湖北咨议局、国会请愿同志会及绅商学界各团体，于7月12日召开数百人的大会，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决定响应各省请愿代表发出的号召，“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他们在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上通过《请代奏速开国会案》，要求各总督代奏清廷。该议案告诫朝廷：“预备立宪而不设国会，则一般人民无所发展其学识而一致其精神，故爱国之心不生，而离贰滋起”。8月9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会。汤化龙认为“速开国会为救时要略”，积极参予该会活动，被推为会议主席。会后，汤化龙参加各界代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第三次请愿。

湖北咨议局请速开国会请愿游行

　　为配合第三次国会请愿，声援汤化龙在京活动，11月13日，武汉39团体在国会请愿同志会带领下，聚集400余人，前往总督署请愿。众推吕逵先、张国溶等10人为代表，向鄂督瑞澂呈递请愿书。瑞澂虚与委蛇，表示愿“上奏续请”，要请愿诸人“静候”。

　　在请愿活动中，由于立宪派以革命祸乱威胁清政府，加上各省督抚和资政院的参与，清政府不得不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许诺到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同时下令禁止请愿活动。

　　按照缩短立宪期限修订的筹备事宜，1911年应颁布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守旧大臣上书表示对“权臣窃柄”、“鼎祚潜移”的忧虑，这使得本来就是想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王公亲贵更加顷全力去加以防范，把大权都抓到自己手中来。所谓“皇族内阁”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出笼的。

　　奕劻组阁的谕旨一发布，全国为之哗然。立宪派人士感到受了清廷的愚弄，十分气愤，多时奔走呼号，虔诚叩头上奏，最后却请出了这样一个集权皇族、极端专制的内阁来了。于是他们又发动了以要求撤销皇族内阁为主题的请愿运动。1911年5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开会。汤化龙自鄂入京时，送行者约万人。汤化龙愤激演说，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到北京后，被推为审查长，并在会上抨击“皇族内阁”。6月10日，咨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的奏折，请求代奏，但没有答复，清廷后来还拟了一道上谕申斥立宪派，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立宪派这才明白“希望绝矣”，在革命即将爆发的情况下，他们另有他图，有些人逐渐转向同情和支持革命。

　　湖北咨议局议员在局外的另一项活动就是参与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保路风潮。具体情况下文将有介绍，兹不赘。

　　皇族内阁的上台，使立宪派欲在体制内通过改良实现“宪政”的希望化为泡影；“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出台，则使立宪派参与商办铁路以抵制利权外流的道路受阻。于是，他们对清朝统治者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在革命到来之际附从革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