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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武昌首义》(连载23)

“水益深,火益热”:武昌首义后的武汉社会

 

  1912年,武昌首义一周年到来前后,曾参加首义的人士纷纷回首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状况,大多认为“周年以来,无一善政”。有人回顾一年来武汉之官场:

  不图民国成立,人民竟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苦。盖光复伊始,官吏考试任用既无明文规定,不能不通融迁就。于是所谓军政府、军政分府、民政长者,半由声名平常劣迹昭著、戴革命假面具、口仁义而心蛇蝎之人运动得之。要津既据,作福作威,凌轹乡土。据报纸所载,见闻所及,有非依法律辄侵入人民家宅搜索银钱、衣物、书籍而恃强占有之者;有托名筹饷,强迫捐输,甚且为掳人勒赎之行为而暗侵蚀干没之者;有恶直丑正,诬指为汉奸而枪毙之或藉没之者;有非依法律逮捕人民、拘禁训责、血肉横飞、奄奄垂毙者。此外,以本省而排外省之人,以此府州县而排外府州县之人,以此党而排斥彼党之人,甚者以手枪炸弹为快意泄忿之具,恣睢暴戾,言者咋舌。

  可见,武昌起义后,虽说武汉三镇所受战争创伤逐渐平复,但局势动荡,政治斗争无有止息,经济生活每况愈下,社会秩序长期不宁,人民群众所期盼的革命后的共和、幸福、民主、自由化为泡影,其切肤感受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不仅起义“周年以来,无一善政”,就是二年、三年以后,仍无改善。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斗争无有止息,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黎元洪为巩固其专制统治,滥杀首义军人。

  黎元洪已不是一年前被革命党人拥戴上位的起义军首领,而是获得了民国大勋位、副总统、鄂军都督、上将、参谋部长等崇高职位的权势人物,其地位得到巩固后,反动面目和野心终于暴露,为了将来能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他厚植自己的势力,笼络顺从其旨意者,打击他眼中的叛逆者。有人感慨道:“黎氏非革党之旧同志也,……且常蓄有一种疑忌之观念。曾因孙武与蒋翊武两不相下,孙利用黎之力以快私怨,黎方欲厚势力于一己,遂信孙言,日以杀戮敲逐为事。嗟我同志!既无端遭杯影之疑,复无端遘豆箕之祸,而男儿结局遂不堪问矣!”革命党人慢慢认识了他的真面目,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他则借机杀人,竭力芟夷“不听话”的起义有功人员。

  1912年2月,曾在汉阳失守后亲自迎接仓皇出城的黎元洪回武昌的黄申芗和原群英会的首领向海潜等,因不满孙武投靠黎元洪,居功自傲,独断专横,排挤打压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联合将校补充团、毕血会、近卫军、学生军、教导团、义勇团等和武昌驻军几千人,发动“倒孙”的所谓“二次革命”,遭到黎元洪血腥镇压,文学社员张廷辅等也在混乱中惨遭杀害。事后黎元洪将黄申芗训斥一顿,并以“划给年赀”令其“出洋深造”的办法,迫使黄申芗流亡日本。孙武虽然紧随黎元洪,但“挟黎自重”,令黎元洪觉得芒刺在背,借口接受暴动者的要求,迫使孙武辞职,军务部彻底改组,甚至将所有接近孙武的人如苏成章、牟鸿勋、周之翰等全部解职,使湖北军政府被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势力所控制。

  原文学社骨干,新军四十二标文学社代表,首义时在汉阳光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祝制六,不甘任人宰割,联络江光国、滕亚纲等人,在军界暗地活动,准备以武力推翻黎元洪的军政府,改革政治。1912年7月为侦探侦知,密告黎元洪,黎元洪立即调近卫军并饬军警逮捕了祝制六等人,不经审判,将他们残忍杀害。事后孙武还致函黎元洪,请速将祝制六等罪状宣布,以免同盟会揭露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同盟会的严词诘责。

  张振武因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是持保留意见的,曾当面斥责忸怩作态的黎元洪,汉阳失守后,也曾试图阻止黎元洪逃离武昌,黎元洪对其极其厌恶,为后来杀张振武埋下伏笔。起义成功后,张振武以购买武器为由,领得巨额到上海,挥霍浪费不少。黎元洪派人清查账目,张振武返回湖北,当面质问黎元洪凭什么资格查账?黎元洪解释说是孙武所为,与我无关。于是,黎元洪的挑拨使张孙矛盾更趋尖锐,张振武扬言要查民社和黎元洪银行之账以为报复,使得黎元洪以“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为由,密电袁世凯,擅杀张振武、方维。事在1912年8月。

  不久,又发生南湖马队“倒黎”暴动,黎元洪对革命党人残酷迫害,引起马队黎元洪对党人不择手段的迫害,引起马队中革命党人的的愤激,他们“誓欲将黎推倒”,乃于1912年9月,组织了“推倒黎元洪的秘密团体”,在汉阳、汉口和武昌建立秘密机关。他们甚至在汉口湖南会馆演说,宣言“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为了扩大声势和影响,他们派人去沙市、黄冈仓子埠等地运动军队,号召驻军“接踵而起之”。仓子埠十一标士兵因退伍事发生兵变,黎元洪从中嗅出蛛丝马迹,加紧了武汉地区的搜捕工作,抓获的秘密组织首领和参与暴动的士兵均处死,一下又死二百余人。

  在南湖马队事变后,黎元洪为了进一步强化其专制统治,箝制革命力量,下令军人不得加入任何党社,已入者务须脱离,更不准军人参加秘密结社开会。为加强对士兵的思想统治,命令各师师长在各队开设精神讲话处,各军士于操练之余都到该处听讲。教官则要求在训话中教育士兵做到“不干外事”、“效命疆场”,勿流于浮嚣。各官长均须常川驻营,不时稽查,加强对士兵的防范。他还加强了都督府警戒,工作人员的徽章每日更换一次,每日口令由参议拟定呈都督核准后方得通传。各师、旅官长应佩刀者,于进谒都督时,在二门前必须卸下。黎元洪还神经过敏地以“鞭炮最易惊扰人心”,竟禁止民间在旧历过年和祀神时燃放鞭炮。

  1913年3月,国民党人季雨霖、熊秉坤、詹大悲等秘密组织“改进团”,反袁倒黎,被黎元洪破获,黎元洪电请袁世凯免去季雨霖陆军中将衔和熊秉坤陆军少将衔。

  5月8日,季雨霖、田桐、詹大悲等乘宋案再次密谋反袁,事泄,黎元洪派兵破坏机关,季雨霖等逃逸。

  20日,改进团成员容景芳在汉口如寿里宴请军官,密谋倒黎反袁,事被黎元洪侦探破获,当场逮捕赴宴旅团长多人。

  黎元洪为了巩固其统治,在镇压反对他的首义军人的同时,还压制舆论,摧残报业。文学社在起义前曾办《大江报》,因抨击叩头请愿的和平改良,疾呼以“大乱”救中国,被鄂督瑞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叛逆大罪查封,捕詹大悲、何海鸣入狱,酿成震动全国的“大江报案”。1912年春,詹大悲、何海鸣等发起复刊,以“巩固共和国家,增进人群幸福”为主旨,期使“左右社会,范围政府”。因讥刺时政,抨击袁、黎,并刊发江亢虎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黎元洪听信与《大江报》有过节的都督府参议黄祯祥的挑拨,走了瑞澂的老路,下令查封《大江报》,强加“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的罪名,通令严缉经理何海鸣和主笔凌大同,“就地正法”。诸人只得逃到上海避祸。后凌大同由上海潜归陕西省母,途径武汉,被黎元洪侦知,派人抓捕枪杀。凌大同成为民国时期湖北地区惨遭军阀杀害的第一位报人。

  湖北通信社负责人冉剑虹编发揭露黎元洪镇压因退伍事哗变的鄂军第一镇二协三标的电稿,电传上海《民立报》,黎元洪获悉后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查抄湖北通信社,监禁冉剑虹,迫使通信社无形解散。

  《汉口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人于1912年7月1日在汉口法租界创刊的,该报以“发挥平民政治之真精神,提倡社会道德”为宗旨,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1913年,宋案发生后,言论日益激烈,公开骂袁世凯、赵秉钧为“袁贼”、“赵犯”。黎元洪于5月23日,串通驻汉法国领事,限制《汉口民国日报》言论自由,不准使用“袁贼”“赵犯”等字样。24日和26日,该报两度派记者往见法国领事,要求勿徇黎元洪之请,干涉言论自由,遭到拒绝。该报遂移出法租界外发行,社址仍在法租界。6月24日,黎元洪借口《汉口民国日报》社藏有上海潜来策动湖北独立的革命党人,派军警会同驻汉法国副领事及法巡捕多人往该社搜査,逮捕编辑曾毅、杨端六等四人,并将报馆查封。

  汉口国民党另一机关报《震旦民报》,亦因指责湖北当局,声援汉阳兵工厂罢工工人,遭黎元洪、刘庆恩忌恨,黎元洪遂串通英国驻汉口领事于同日派兵围困报馆,抓捕主笔马野马、邓狂言,严禁该报出版发行。

  综上所述,革命党人对袁、黎的“武器的批判”被黎元洪残酷镇压,而针对袁、黎的“批判的武器”也被黎元洪封禁。武汉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黎元洪擅杀功人的倒行逆施,使首义功臣人人自危,故有人哀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今同慨。”

  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黎元洪在擅杀功人的同时,又起用能为他所用之人,1912年10月16日《民立报》揭露,“凡能助黎氏以滥杀为事者,黎无一不信任之。总之,非前清龌龊之旧员,即市井无赖之朋类,否则旧日野蛮之军官,旧部污贱马夫卒弁。稍有学望节操之士则去之惟恐不速,而黎氏亦莫能用也。”

  曾经参加文学社和辛亥革命的李六如1952年借给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写序言的机会,总结教训说:革命党人“尤其错误的是,在起义时,盲目地临时推戴仅有军事声望,毫无革命关系的黎元洪为都督,而又不抓住自己的革命领导权。因而黎上台后,敢于起用大批旧军官,靠拢宪政派,依附袁世凯,调转头来压迫文学社,杀害社员祝制六、滕亚光等及日知会员宋锡全若干人,这都是文学社武昌首义的失败教训”。

  其次,是革命党人迅速分化,互相残杀。

  武昌首义之时,面对清政府这一共同的敌人,为了实现反满的共同目标,革命党人能够“有难同当”,“同心协力”,联合作战,而建奇功。但推翻了清廷,建立共和以后,他们却不能“有福同享”,“和衷共济”了,因为武汉革命党人原本就有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之分,而在组建革命政权时又有先来后到之别,如,军政府成立时,推举孙武为军务部长,但孙武因宝善里爆炸案受伤还在医院,副部长张振武就代行部长之职,总揽军队编制、人事配备、饷项支出、机关存废等事。孙武后来到任,“持其炸弹之面孔以骄人,攘功怙权,无所不至”,他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而令其同党散布无稽之言厚诬蒋翊武、詹大悲等,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他成员更是遭到排挤。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芥蒂因内斗再添裂痕。孙武在主持军务部期间,权力欲膨胀,专横骄妄之气更盛,渐渐失去革命同志的支持,颇感处境孤立。于是他投靠黎元洪,希望拥黎自重,黎元洪也希望在党人中找一个强有力人物,两者一拍即合。这样,围绕着反黎与拥黎,“三武”之间又展开了新的矛盾与纠葛。孙武与黎元洪搭上关系后,处处与革命党人作对。后来伙同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组织,拥黎元洪为社长,隐与同盟会相抗衡。孙武由于个人的权势欲没有得到满足逐步发展到分裂革命队伍,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他们私下议论:“新做了几天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 因此,群英会发动“倒孙”的“二次革命”,要把孙武打倒。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为黎元洪所利用,通过种种阴谋手段,挑拨离间,最终导致各个击破。群英会事件后,又迫使孙武去职,借袁世凯之手杀害张振武,还挤走了蒋翊武,“首义三武”这一黎元洪实行专制统治路上的障碍就这样被瓦解了。前共进会会员蔡汉卿在几次风潮中,因省籍关系,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也站到了黎元洪一边,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为了讨好黎元洪,大杀“乱党”,不仅率兵枪杀起义者,而且在事后滥捕滥杀。有一天又抓到军官祁玉山,既不审问,又不宣布罪行,命令立即推出处死。昔日的同志杨震亚在临刑前向他诘问:“汉卿,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歃血为盟的时侯,有道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口血未干,言犹在耳。哦!交朋友原来是这样,兵权在手,就拿朋友开刀。”话未说完,就被处死。革命党人的内斗和自相残杀被黎元洪利用,而黎元洪扩大镇压范围的倒行逆施,遭到更加激烈的反抗,以暴制暴,以杀止杀的结果,是风潮、暴乱、暗杀无有止息,反黎组织公民讨贼团、铁血监督团、民生急进会、侠勇暗杀团、义侠诛贼团、改进团、中华民国公民军等“此仆彼继,愈接愈厉”,社会哪有安宁可言。

“首义三武”:孙武(左)张振武(中)蒋翊武

  第三,是退伍军人走投无路,频繁闹事。

  武昌首义成功后,为了抵抗南下北军的镇压,保卫阳夏和武昌,也为了有朝一日挥师北上,直捣燕京,推翻清王朝,湖北军政府于1911年10月14日即开始招募新兵入伍,壮大革命力量,拟扩军至八协,先暂编步兵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辎一营、军乐队宪兵队各一队,以参加首义的老兵充当各级军官,其中第一、二、三、四协分别以宋锡全、杜锡钧、杨开甲、张廷辅为协统。又采纳蒋翊武的建议,扩充一协兵力,以熊秉坤为协统,同时组织敢死队四大队。26日,因武昌防务需要,又增兵一协,以杨载雄为协统。11月1日又扩充步兵两协及先锋队一协,以邓玉麟、罗洪升、王国栋为协统。后来在战争中陆续扩军增兵,多达八个镇,加上各省援鄂部队尚未撤离的人员,到1912年3月,黎元洪承认:“即以敝省计之,兵力几逾十万。”

  大局粗安以后,这么多官兵实在难以安插,又由于帑项支绌,饷械供应难以为继。黎元洪曾拟调兵去戍边而未果,只有裁军一途了。他于1912年3月20日即密电袁世凯拨巨款解散湖北军队。军政府先是将虚糜饷糈的衰弱及无枪械之兵汰除,后又成立毕血会、将校团安置闲散将士,黎元洪恐怕他们闹事,动员他们自请退伍,发给首义执照,准其坐领九年恩饷。

  经过几次“倒孙”“倒黎”风潮,黎元洪认识到具有反抗精神的军人是对自己的威胁,于是借裁军为名,对军队进行清洗,有危险性的首义老兵被强迫退伍,仅给退伍恩饷一月,兵士要求增加,遭到拒绝,使得“全体革命官兵,生活无着,人人自危”,成为不安定因素,对黎元洪仇恨加深,对军政府亦极其不满。强行裁汰引起军营骚动不安。1912年8月5日,驻武昌鄂军第一镇二协部分士兵因不满协统刘某强行裁汰而哗变,打死打伤军官数人,还误伤紫阳桥一带行人多名。黎元洪派兵弹压,答应将协统刘某撤职,变兵才陆续回营,为首者事后竟陈兆鳌被处决。

  1913年2月,黎元洪计划将鄂军八镇缩编为四镇,大量裁军导致退伍士兵闹事不断。被裁汰士兵看见同是首义军人,一些“滥赏冒功”者一夜暴富,而被裁者却不给出路,生计维艰。他们也看到同是退伍军人,毕血会、将校团颁给奖照,坐领九年恩饷,而普通退伍士兵只给“一关恩饷”。他们要求仿照毕血会饷例,否则不缴枪械出营。这种曾参加首义的退伍军人谋生乏术,日食艰难者甚多,他们上书黎元洪求筹生计,黎元洪置之不理。无奈之下,他们或者参与二次、三次革命,或者组织同志乞丐团,“择因革命而致暴富者与前清贪污官吏之家,善求调剂衣食”。为了遏止军队反叛,黎元洪要求退伍士兵“速回乡里”,“各归本业”,还威胁说:“凡已退伍而尚留省内者,均限日内还家,有逾限未归者,一经查悉,必予以相当之罪。”但这些退伍军人并不买账,仍然日日闹事,夜夜放枪,搅得社会不得安宁,人民无法休养生息。

  南北战争和随后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使民国初年武汉经济受到巨大创伤。冯国璋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把繁华的汉口市场化为一堆瓦砾。南北战事平息后,省内局势又因政府的腐败和内斗而持续动荡不安,资本家均不敢卷土重来,以致汉口商业一蹶不振。据1913年1月10日《时报》报道,由于金融业无大资本,影响所及,“百业停滞,商务衰败”,“市房住宅,关空累累”。省城文武官员、在公人等,为了维持大局,纷纷参与种种经营,创办报馆以开通社会,开办洋服公司以挽回利权,使战争创伤逐渐平复。而一些民国新贵则乘机插手戏院、客栈、番菜馆等经营,甚至明目张胆开设花酒楼等不正当行业。

  当时军政府实业司一再换人,被媒体称为“尸位素餐,罔知振作”。该司附属机关二十余处,月支经费十余万元,但均不能为湖北开辟财源。实业司所经营的工业,贫民大工厂资本耗尽而倒闭,白沙洲造纸厂因亏折而停办,红砖各厂强夺商业为官业而安置私人,模范工厂只有月出而无月入,其款大半被人干没。该司经营的矿业也不能生利,龙角山矿山、马鞍山煤矿、炭山湾煤矿、韩家山铜矿等矿业共支二百万左右,但均是亏损,少则亏折四千余串,多则亏折五六万元,从无分毫收入。

  工矿业亏折,商业萧条,造成的后果是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税收都不够旺。军政府只好加印纸币,纸币大多用于“维稳”,即镇压各种叛乱,于是“市面通货膨胀,兑换基金空虚,造成铜元纸币和洋银折合的价值日益低落、物价逐渐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工商业受纸币低落的影响,大多无法维持下去,金融愈见紊乱,市场愈见萧条,官钱局也弄得无所措手”,连政府的办公经费也难以照常支给。最后只得学清政府搞横征暴敛。武昌起义后本来宣布铲除满清一切恶税、陋规,后来许多地方陋规不收了,但将陋规变成了正税,“于满清薄税之名亦不能保存”,不仅旧税力图规复,复又加征验契税、印花税、房税等新税,各处厘捐局卡将起义后认为重征繁苛而裁撤蠲免的苛捐杂税逐渐恢复。故媒体报道称:“鄂省政权近年为党人所把持,横征暴敛有甚于前清官僚。”

  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另一后果是谋生机会减少,失业者增多。从前居民失业,还可以通过投军找到衣食来源,因为每月有几元钱的饷金,尚不觉得困顿,后来军队裁汰大半,扩大了失业队伍,“武汉失业者,至此遂陷绝地矣”。失业的军人没有办法,竟组织同志乞丐团,去民国新贵家强索衣食,而街衢之中老少乞丐则到处追逐行人,哀求施舍。革命后,“幸福未见丝毫,惟睹满目饿殍”。1912年10月16日《民立报》回顾首义一年来武汉局势时写道:“民生之憔悴也。今当丧乱既平之日,太平幸福宜及贫民。顾今政刑不得其平,负担益增其量,灾区未遑轸恤,罗掘方且加穷。重以匪乱兵变,无时无之,民欲一日而复其业既不可得,甚且欲一日之安枕而亦不能。生命财产直等之空花幻影,绝不能得确实之保护。”

   当时有人哀叹“不图民国成立,人民竟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苦,”一点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