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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7月，苏菲被任命为豫鄂边区党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群众工作委员会常委，后来又担任了边区妇救总会党团书记。她那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救会，动员妇女做军鞋、送子送郎参军和做一些战勤工作。小花岭，八字门周围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最远相距不过三十华里，开展工作常常会碰上敌人。妇救总会成立那天，苏菲她们在山下桑树店（安陆县属）刚开完大会，敌人就打过来了，幸好，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带着部队顶住了敌人，才使她们安全返回。还有一次，敌人来“扫荡”，苏菲随区党委机关突围，从马上摔了下来，加上连续行军，使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流产。当时，孩子已经睁开了眼睛，只是没有哭声，由于敌人在后面追，只好看成死的，就地埋了。之后，她在老乡家里坐月子，刚养了十天，听说敌人要来，赶紧离开。她和马夫这头刚过了石板河，敌人那头就进了村。

　　为了宣传群众和活跃部队文化生活，边区党委于1940年秋天决定成立解放剧社，由苏菲担任社长。开始，剧社只有十来个人，多数是十几岁的孩子，过去从未演过节目。但当时边区文化生活太少，部队听说成立了剧社，急于看到节目，纷纷来邀请他们去演出。苏菲领着大家，鼓足勇气，克服重重困难，一边学文化，一边赶排节目，终于用一个多月时间排出了一台节目。边区庆祝“十月革命节”23周年那天，他们在大会上成功地进行了首场演出，有《海陆空军舞》、《打倒日本鬼子》、《小放牛》等等。这一下便轰动了，边区党委决定将解放剧社改名为“十月剧团”，直接受宣传部领导，并从各单位又抽调来十几个孩子。他们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有时还去附近学校教学生唱歌，成为一支活跃在小花岭、八字门一带的处处受欢迎的文艺轻骑兵。

　　剧团的小演员最小的11岁，最大的也只有16岁。苏菲既要教他们演戏，又要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孩子头上生虱子，她给他们洗头；衣服破了，她给他们补；生了病，她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买鸡蛋；行军时，她把组织给她的马让给最小的孩子或病号骑，宿营时，她把大衣脱下来给孩子们盖。陈少敏大姐为照顾她身体，送给她那时极罕见的挂面，她舍不得吃，都给孩子们。孩子们小，免不了淘气，她总是耐心开导他们。

　　很快，她和孩子们之间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不叫她团长，都叫她“妈妈”。其实，那时她也不过26岁，可“苏妈妈”的名字从此远近闻名。一次演出，台下战士和群众嚷着要“妈妈”出来唱个歌。因为她正忙着给演员化妆，没功夫唱，台下又喊：“不唱歌，出来见一下也行。”苏菲只好到台上露了一面，观众一看都笑起来，说：“原以为是个老太太，没想到就是她呀!”直到全国解放后，这批小演员都成了老头、老太太，见了苏菲，仍然亲切地叫她“苏妈妈”。1941年3月，组织上决定调她回延安，照顾在此之前已调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的朱理治。欢送会上，小演员们舍不得她走，一个个都伤心地哭起来。

　　从小花岭出发后，苏菲先由交通员护送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何其丰部，再由那里的地下党负责人王西平安排她以国民党军官太太的身份前往西安。在西安，她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皖南事变”刚过，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凡是新四军的都要抓。碰巧，五师一位同志托她带的家信被敌人査获，国民党特务机关向办事处提出，新四军来了个女的，要他们交出来。这样，她又被秘密转移到郊区住在地下交通站，躲过了风声，才回到办事处。这时，正好有两个孩子要送往延安，组织上决定让她装扮成他们的妈妈，以便路上蒙骗敌人。可两个孩子小的三岁，大的五岁，叫她妈妈谈何容易。为此,在办事处训练了两个月，然后才搭车北上延安。临走时，办事处主任周子健提醒她，同车的人中有个特务，要她留心。果然，车上有个人对她盘问了半天，她只说是从晋察冀来的，带孩子去找丈夫。那人没找出破綻，也就不再吭声了。

　　经过三个月的旅程，苏菲第三次来到延安。不久，碰上朱理治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因为清算西北党的历史问题而受到高岗的打击。苏菲也因此而受到牵连，在随之而来的“抢救运动”中，被当成“特嫌”受到审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朱理治把苏菲从中央党校接出来，随后根据中央命令，一起前往东北。次年2月，他们到了中共西满分局所辖的洮南。朱理治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苏菲做他的秘书兼机关总支委员。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朱理治又改任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前往哈尔滨。他们一到，组织上便告诉苏菲，她的父亲被国民党任命为黑龙江“剿匪第八总队司令”，不过只是利用他商务会长的社会地位，本人并没干什么坏事。组织上要她回家看看父亲，做做他的工作。就这样，苏菲拿着组织上特地为她父亲买的点心，回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娘家，见到了父母亲。她向父亲讲解了党的政策和国内外、关内外的形势，劝他跟着共产党走，终于促使他态度有了转变。

　　接着，东北局社会部的负责人邹大鹏、陈钟通过苏菲与他建立了联系，在辽沈决战前派他到被敌人占领的沈阳，为我党搞到不少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