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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阳，苏菲与朱理治结成了终身伴侣。结婚那天，仪式很简单，就请来两位客人，在一起吃了顿烧饼夹肘子。那时，环境不允许他们之间做更长时间的了解。她只知道朱理治是江苏南通人，父亲是乡间中医。他过去结过一次婚，但妻子得病去世了。

　　1926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不久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以后，他曾被捕坐牢，在白区、苏区担负过许多重要工作，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接触时间虽不长，了解情况虽不多，但他确实给苏菲以良好的印象：为人真诚，作风正派，举止文雅，学识渊博。以后的日月证明，她的选择没有错。尽管生活中紧张多于安乐，磨难多于顺利，但他们风风雨雨，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不负初衷，共同度过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漫长岁月。

　　1937年9月初，苏菲随朱理治在党的交通员栗在山的护送下，经西安乘火车到达洛阳。在那里，朱理治向豫西工委的负责人吴芝圃、郭晓棠传达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精神。然后赴开封与河南省工委负责人刘子久、沈东平等会合，正式成立了以朱理治为书记的河南省委。到开封一个星期后，苏菲传染上了伤寒病，发烧42℃，被送进一家教会医院（五十年后，苏菲到开封驻军医院做脑溢血后遗症的康复治疗，该院前身正是这家教会医院）。治了一段，烧虽退了，但仍起不了床，医院把她作为垂死的病人，移到了地下室。那时，住院费用昂贵，一天一元，她想到自己反正要死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坚决要求出了院。没想到，出了院，伤寒病反而好了，只是落了一个失眠症，整夜睡不着。

　　当时，日本鬼子对开封轰炸频繁，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到南阳休养。11月初，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又回到了开封，在省委做译电员，每天去电报局，通过党的关系收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文。没想到，由于记忆密码，用脑过度，使她刚有好转的病情又加重了，经常头晕。那时，省委还处在地下，朱理治的公开身份是报馆记者，苏菲则是家庭妇女。由于经费紧张，他们和刘子久夫妇、危拱之三家一星期合用一元钱。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烧饼，可在街坊邻居面前，还要装成吃过饭的样子，以免引起怀疑。

　　1938年5月，开封吃紧，省委决定南撤，派苏菲以开封孩子剧团导演的名义，掩护省委文件先走。这个剧团是党为了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由开封铁路子弟学校中挑选进步学生组成的，团长是宗克文，实际领导是危拱之。苏菲把文件藏在道具中,一面负责保管文件,一面也参加节目的编导。他们由开封经许昌、漯河、驻马店、确山、信阳，一路边走边演,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等。在确山，朱理治和省委其他撤退的同志赶上了他们，把文件取走，并直接去了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队。苏菲则随开封孩子剧团到了信阳，继续做剧团的编导工作。三个月后，她由信阳到了竹沟。那时，竹沟已成为河南省委所在地和我党在中原地区支援与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被人们誉为“小延安”。她被分配到省委做妇女工作，但没过多长时间，头晕病又犯了，组织决定让她回到延安养病。

　　1938年10月，苏菲第二次来到延安，住进中央干部休养所。当时，朱理治也在延安，正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朱理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同时，撤销河南省委，成立了豫南（也称豫鄂边）和豫西两个省委，朱理治担任豫南省委书记。会后，他便返回了河南。苏菲留在延安继续养病。中央干休所先在小便沟，以后搬到阵团峪。在那里养病的还有高士其、张若萍、陈熙等人。高士其是中外闻名的科学文艺作家，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时，因做实验受脑炎病毒感染，留下行动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张若萍25岁，从小参加革命，得了严重的关节炎。陈熙只有十六七岁，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们常在一起学习、谈心，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后来，随着革命友谊不断加深，互助组围绕高士其变成了一个“临时家庭”。张若萍虽说是男同志，但会补衣服，大家叫他“老大嫂”，并开玩笑称他为高士其的“干老婆”。苏菲平时常帮高士其拿东西喂饭，被称作“干妹子”。陈熙时常为高士其唱歌，被称作“干女儿”。高士其话虽说不清楚，但很喜欢说笑话，整天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1939年元旦那天，大家把干休所饭厅布置一新，病友们高高兴兴围坐在长桌旁，猜谜语、唱救亡歌曲。苏菲特地把高士其科学小品集中《听打花鼓姑娘谈蚊子》一篇，朗诵给大家听。在延安的日子里，她还常去延安城看戏和无声电影，虽往返一趟要六七十里，却仍然兴致勃勃。有一次，她顺路去看望刘少奇，少奇同志嘱咐她一定要安心养病，把病彻底治好。可离开战友们时间长了，叫她怎能安下心来。在她一再请求下，干休所终于批准她离所南下。

　　1939年7月，苏菲化装成八路军上尉护士长，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竹沟。豫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找她谈话，曾要她担任省委妇女部长。可刚过了两个月，头晕病又犯了。当时，刘少奇也从延安到了竹沟。批评她说：“让你养好病再来，你就是不听。”10月，根据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的形势，为应付突然事变，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和一个武装分队共三百人，东进淮南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朱理治、任质斌率领竹沟留守处、省委部分机关人员和部队六百余人南下四望山地区，与李先念的豫鄂挺进支队会合。新成立的河南省委机关少数干部、留守处部分人员、伤病员和武装，仍在竹沟坚持。苏菲由于身体不好，也被留了下来。

　　11月11日凌晨，苏菲在梦中被勤务员叫醒，只听他一个劲地叫：“苏大姐，快起来，外面在打枪。”那天刚巧是农历十月初一，当地人“过鬼节”。因此，苏菲开始还以为是老百姓放鞭炮。可过了一会儿，勤务员从外面又跑回来说：“是打枪！危拱之已经拿枪出来了。”这时，她才意识到真的发生了情况，便赶紧起床。原来，国民党在确山、泌阳、信阳的顽固派，率领三县常备队一千八百余人，趁我主力离去之机，冒充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六十八军，偷袭杀害我哨兵，打进了东寨。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全国的“竹沟事变”（也称“确山惨案”）。竹沟军民临危不惧，在省委刘子久、王国华、危拱之、张旺午等同志的率领下，坚决抵抗，打了一天，终于把敌人打出了寨子。第二天，省委考虑敌兵力数倍于我，不能硬拼，加上电台坏了，与四望山朱理治、李先念部联系不上，乃决定当晚突围。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苏菲和参加突围的四百来人一样，胳膊上也绑了一条白毛巾，他们从西寨门出去，走不多远就暴露了目标，一时间枪声四起，机关的队伍被打散了，苏菲与另外几位女同志穿过稻田，一口气跑到村边一户老乡家。老乡帮她们换了便衣，又给她们带了一段路。13日清晨，她们到了预定集合地桐柏县龙窝的山顶。不久，苏菲她们发现敌人又追到了山下，赶紧又往前跑，终于在龙窝与大队人马会合。豫南省委决定突围人员分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到淮北，一部分到四望山，一部分到洛阳；并让苏菲和一位交通员先走一步，到四望山向朱理治汇报竹沟突围情况和省委的布置。

　　苏菲到了四望山向朱理治、李先念作了汇报，先念同志见到她开玩笑说：“你是人来了，还是鬼来了？”原来，在此之前，他们得到报告说，苏菲在突围时牺牲了。那时，中原局已决定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编为挺进纵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纵队委员会书记兼纵队政委。边区党委、纵队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到了湖北京山县。从此，我党在鄂豫边开始了根据地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