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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

　　朱理治于1907年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一个中医世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面对动荡黑暗的社会，他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入党动机”，他后来在履历表中写道：“因为切身感受到民族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压迫，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它的科学性，故愿为之奋斗到底。”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克服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决定边区银行独立自主发行货币。边区银行行长的人选就极为重要。非常时期必须要用非常之人。朱治理不但有党务工作经验，领导地方工作的经验，还有军队工作的能力，文武双全，对地方和军队的现状比较了解，可以说是党政军跨界型高级领导。同年3月，中央任命朱理治担任边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他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由于边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过去靠拨款和外援，没有积极发展自身经济，税收很少，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税收来弥补因失去外援而带来的财政亏空。因此，只有以信用货币的发行为手段来克服财政危机和扩大生产。

朱理治签署发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

　　发行边币和废除法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置换出来的法币，可以用来到国民党辖区采购物资，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减轻边区的通胀压力，又可以抛售国统区的输入物资，进一步控制边区物价的上涨。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在与国民党的“货币战争”中不再毫无招架之力。朱理治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既要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又不能让货币泛滥，使已经尖锐的通胀问题失去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

　　他认识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之提高”。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货币发行，使边币不致走到通货膨胀的境地。”在保障供给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稳定边币币值为主要目标，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1941～1942年，边区银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减部分转投到商业贸易和生产建设领域，仅支持食盐输出的贷款就接近1000万元。同时利用储蓄及政府卖盐的收入来回笼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控制通货膨胀。

　　边区货币的稳定和信用，离不开边区“对外”贸易，而贸易的增长和法币边币之间的“汇率”问题紧密相关。

　　在边区银行成立后不久，由于边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边币和法币的比值，导致了“外汇”黑市的出现。朱理治认为解决“外汇”黑市的问题不能靠简单地取缔和打击。“因为在今天的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朱理治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边币初创，法币共存，边币暂时无力全面收兑法币，这样，两者发生交易在所难免。与其行政弹压，不如市场引导。

　　朱理治提出了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办法，来规范法币与边币交易。1941年底，边区政府建立了货币交换所，边币和法币在交换所公开挂牌交易和自由兑换，由边区银行根据市场供求来调节牌价，调剂时间和区域上的余缺，达到消灭黑市，稳定边币币值和边区金融贸易的目标。

　　货币交换所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边币与法币的兑换，促进了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食盐和土特产的出口。同时对稳定边币与法币之间的比价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边区银行能够通过交换所这个平台，打击货币投机。通过使边币比价稳中有升，达到边币信用增强的效果。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和持有边币，边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对法币的货币斗争中渐渐占了上风。

　　由于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和发展经济、增加物资供应，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4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速度开始低于货币发行增长，而且边币对法币比价也在回升，由7月的325:100，上升到12月的209:100，边区在平抑物价和稳定金融上取得了可喜成绩，边区自己的货币站稳了脚跟。

　　朱理治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为发展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推动了银行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全面开展。改革和扩充了总行内部机构，建立健全分支机构，使边区银行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他领导制定20多个章程、办法、条例、法令，使边区银行逐步健全了规章制度，走上了正轨。

　　为了及时总结边区金融工作的经验，向中央领导汇报，给其他根据地参考，他撰写了近20篇文章、报告、文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同志对朱理治《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的报告》提出金融主张十分赞赏。

　　著名金融学者张宇燕这样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在货币金融方面的成就：“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尽管规模和复杂性有所不同，今天人们谈论的美元霸权、欧元创立与欧元区扩展、金融自由化、货币战争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昔日边区政府尤其是银行行长都遇到过、讨论过并漂亮地处理过了。如果说今天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数十年前根据地共产党人那一段勇于实践、积累经验、利用规律、科学总结的精彩历史，或许能够告诉我们许多东西。这其中特别包括那些诸如铸币税理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流通域’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

　　（原文根据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纪念朱理治文集》、高强所著《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以及宋林飞所著《朱理治同志的金融思想及其贡献》等文献及网络信息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