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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官场清流:“两袖清风”的张难先

  张难先(1874-1968),湖北省沔阳(仙桃)人,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

  张难先是反清斗士、辛亥元老。自1925年担任国民政府广西榷运局局长跻身民国官场开始,张难先十度为官,历任广东省琼崖行政委员(1926年)、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1927年)、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28年)、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1929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1930-1931年)、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党政委员会监察处处长(1932年)及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7-1940年)等职,足迹遍及桂、粤、鄂、苏及浙等地,官职高低不等,但始终信守“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的诺言,不失为污浊横流的民国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一、只要做事,不要做官

  张难先为何涉足民国官场?我们可以从他与民国著名佛学居士欧阳渐的一场争论中略窥端倪。1929年的一天,时任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的张难先慕名造访在南京主持内学院的欧阳渐。

  寒暄毕,欧公即忿然作色曰:“现在风气不好,人都变了,都去作官去了。”余曰:“吾辈儒家,修已治人,乃其本分,何谓之变?”欧公即倡言某也贪,某也污,某也暴,某也愚,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把天下闹成这个样子。余怒,亦忿然作色曰:“人人俱不做官,则全国之秩序如何?公尚能安居此间以敷教耶!公谓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不肖作官十余年,其坏处请先生一一指出来。”……吾与欧公亦苦笑而别。[1]]

  在民国官场上,买官、要官、恋官是蔚然成风,许多作官的确如欧阳渐所言的不贪即污,不暴即愚。张难先却算是其中的另类,他紧抱“修已治人”的儒家信条,从不计较官职大小,只要能为“全国秩序”康宁做点事,就欣然上任。

  琼崖(今海南)地处边陲,交通闭塞,向为“难治”之地。民国时期许多为官者,多避而远之。张难先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26年初琼崖刚被克服,国民政府就调时为广西榷运局局长的张难先任琼崖各属行政委员。接到命令后,张难先不假思索,欣欣然赴任。到琼崖后,张难先“见民众不明政策,致生阻碍”,“乃广发告民众书,恳切告诫”,同时“令职员分赴城乡,大肆宣传”,“民众始幡然感悟,奉行下令无阻矣”。张难先还四处访贫问苦,“访得一黎族一大学生王昭夷者,嘱其邀约各酋长,来署宴会,任令纵情舞蹈,尽兴玩乐”,“复亲导参观市政、学校、工厂,以广其见闻,并相对商讨,改善其生活环境与生活品质”。“难治”的“黎族地区,顿告政通人和,欣然向治矣”。[2]

  1927年底,张难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面对与钱财打交道的肥差,张难先却没有欣欣然,而表现出“骇极”,“吾家中之财政尚未理过,何能堪此!具文向中央请辞”。[3]得知省府主席张知本要亲自上门“促予就职”的消息后,张难先故意避而不见,甚至“赴上海避之”,“复徙居西湖寺中”。直到“鄂人或有訾予拆湖北之台者”,旋建设厅长石瑛、教育厅长刘树杞来到杭州,“亦云非君去,我等不去”,加之“鄂人益借口函电催促”,张难先才“不得已”回鄂就职。

  1928年冬,考试院长戴传贤电请张难先担任铨叙部部长,同时电请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从中说项。面对来电,张难先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高官厚禄的诱惑,一边是湖北财政厅工作刚走上正轨,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开展,此时离开确实有点有负家乡父老。于是,张难先将决定权巧妙地交给李、张二人:“丙公视予可否离开财政厅,可则去,否则留。”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湖北财政,经张先生整理,蒸蒸日上,何能离开。”张难先立即说:“若公等言,我决不去,惟请公等善为我辞焉!”[4] 1929年秋,戴传贤“复派人来致书”,且“书辞恳切”,张难先感到“不可却”,才同意到南京走马上任。

  其实,在考试院长戴传贤反复电请张难先赴南京就任铨叙部长期间,爆发了蒋桂战争。张难先“不忍自相残杀”,主动辞去湖北省政府委员及财政厅长。桂军溃败后,蒋介石来到武汉,张难先没有曲意奉迎,还“与石瑛俱亡匿”。蒋介石于是派人“踪迹予复职”,但被张难先拒绝。后来蒋介石派人予以威胁,“谓控我者多,不顺主席意,恐不测”。张难先不惧威胁:“若因案传我,公文何时到,我何时往。复职有关羞耻,虽系颈不往也”。话已至此,蒋介石也不好再作强求。

  1930年12月初,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许多国民党要人以能在浙江任事为荣耀,更不用说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了。对于这项任命,张难先却先后5次“力辞”,但“弗获”。张难先的前任张人杰“勇于任事,百废俱举,以致机关林立,负债达四千余万”。张难先到任后,决定减缩政策,停办不急之务,合并骈指机关。凡杭江铁路、自来水、电气厂各重要建设,仍继续完成。不顾一切,力予刷新。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稍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有不少高官低就的案例,但其中大多是像唐朝诗人白居易那样被贬谪。张难先也有过高官低就的事,以卸任省主席屈身县长秘书。

  湖北沔阳县地处江汉平原,但因“低洼”,在1931年发生的大水中受灾严重,“居民逃徙尽净,又复土匪蜂起”。许多为官者见沔阳没有油水,且难出政绩,大多不愿前往任职。1932年5月,范一侠被委任为沔阳县长,也是“许久未赴任”。张难先知道后,寻问原因:“汝何以还在省?”范一侠回答说:“如何能去?”并说明原因:“沔地情况不好,延聘秘书、科长,俱瞠目相视。或明白拒绝,或碍于情面,始允而终谢之。我一人如何能去?!”张难先觉得,以沔阳的情况,“人不同去,亦属人情”,“沉思久之,觉桑梓糜烂至此,亲戚故旧,死亡载途,予何忍宁居也”,而且“一侠乃辛亥革命老同志,其人廉干有胆识。近三四年俱同我作事,甚得力。此时为公为私,俱应助他一把也”,于是对范一侠说:“吾同汝去,为汝秘书”。范一侠“笑谢之,以为谐语”。哪知张难先在第二天就把行李运到范一侠处促行。范一侠还是有点不相信,“公当真去耶!”到沔阳后,张难先立即与范一侠立即展开工作。乡人听说张难先回来后,“多来拜会”,问到地方情形时,“父老俱泣下”。经过努力,沔阳“灾民俱扶老携幼归”;其为暴者,“俱洗心革面理正业”。不数月,“境内粗安”。张难先不计官职,屈就县长秘书的消息不胫而走,蒋介石听说后,也觉得不可思议。6月,蒋介石因“要事”,促张难先从沔阳回到武汉。两人一见面,蒋介石就戏言:“县长秘书,得无太劳乎?”[5]两人相视而笑。

  二、选贤任能,守正不阿

  张难先一生屡次为官,旋起旋伏。但每次为官,张难先十分重视属官的入口和出口,坚持品德和才干标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情况在民国官场是见怪不怪。张难先虽然历任各种官职,甚至曾受蒋介石重用,但妻子儿女却一直没有跟着“升天”。1929年,卸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张难先曾暂居于武昌灵山窝。为教育子女,并杜绝不必要麻烦,张难先手书“自己的话”、“告子女谕”和“奉告亲友”,并张贴于显要处。其中在 “告子女谕”中,张难先教导子女要“努力向上,以免累已累人”。

  张难先不少亲友以为他在外为官多年,交情必广,“介绍小事,以为很易”,想乘机捞个一官半职的。为堵塞亲友不实之想,张难先特地“奉告亲友”:“不知余性冷淡,交流极寡。凡欲托余介绍职务者,请鉴兹苦衷,不必启口”。[6]但是还是有亲友不相信真的会如此绝情。张难先到杭州任浙江省主席后,许多亲朋故旧闻风而至,希望谋到一官半职,但张难先不以权谋私,很少录用。张难先选人舍近求远,甚至别出心裁。一天,张难先和秘书长刘南如在杭州街头看见有一个人用英语在马路上写其自传。两人不懂英语,马上派专人前去了解,原来是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很快被任用。

  “举贤不避亲”。对于品德、才干符合要求的门生故旧,张难先也坚持任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兵荒马乱之时,人心惶惶,人才奇缺。1939年6月,湖北省民政厅一位负责管理银钱的会计离职,急需补充,但一般人又不能充任。恰在此时,门人陈祥麟刚好从重庆来到恩施,张难先“以渠长于筹算,倜傥廉洁,因命渠接收前任现金”。[7]不料,省政府代主席严重很快闻风而至,对张难先的这一用人,厉声叱责:“何以派此人管银钱?此人不可靠,民厅存款数额大,倘有差池,你之责也。”严重虽是老友,张难先也不讲情面:“既长厅长,权责在我,即是主席,亦不应过问。陈祥麟为我素知之人,我用之,自应由我负责,乃竟横加干涉,今后若事事如此,则将何以自处?”[8]坚持运用陈祥麟。

  张难先在属官选配上,坚持德才尺度,且守正不阿。在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任上,张难先从整理征收(即旧日之厘金局,弊病极大)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汉口征收局长为白崇禧之袍兄崇墨,恃势不治事,张难先就不留情面地将其免职,而委任朱树烈。武穴局长为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之嫡表,长时间不到局工作,吃空饷,张难先坚决“撤之”,而委章裕昆。朱树烈、章裕昆“皆廉干老同志也”。数月后,湖北财政因此“大有起色”。[9] 1929年秋,接到考试院长戴传贤要他掌管铨叙部的书信后,张难先遂赴京筹备。“予居京数月,见各机关之泄泄沓沓”,“不胜隐忧”,因此1930年1月铨叙部成立典礼上,张难先“顿发最沉痛之呼声”。铨叙部为新设的部门,主掌公务员铨叙及各机关人事机构的管理事项,业务量大。铨叙部甫一成立,“送审者源源而来”,张难先“审查名册证件,毫不假借,不合者径与免职。触犯刑事者径送法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