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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黄埔军校革命精神的构建(2)

  “智”,就是要有知识、聪明有智慧,学会“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

  “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之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仁之种类有“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共和国之军人,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国与民弱且贪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

  “勇”,即“一往无前”、“临事不避”。孙中山说:最流通之用语就是“不怕”二字。孔子有云:“勇者不惧”,“即为勇之特征”。“勇”有大勇、小勇。“而军人之勇,是在乎成仁取义”,“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才是“真正军人之勇”。所以,军人之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长技能”就是学会新的战术,能耐劳、吃苦。“明生死”,就是“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死重如泰山。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在乎自择!”“明生死就能鼓其勇气,从事革命事业”,“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

  然后,孙中山就强调,每个军人都要有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他说:“军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国家之责任,改造国家者,质言之,即造成新世界,于破坏之后,加以建设之谓。”负此责任,全在我们的决心,决心于何见之?在夫精神。“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也。”“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虽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鸿毛之别。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在桂林军政学界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孙中山又发表演说指出:“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是做成“新世界的工具”,希望“各界提起精神来,一齐同心协力建设这个新世界的新中国。”

  早在1899年12月,梁启超就写过一篇“中国魂安在乎”的文章,“魂”即精神,“民族魂”“国魂”指的即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梁启超说:日本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日本之所以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之于四万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吾中国向来薄视军士,其兵卒不啻奴隶,则谓从军苦也固宜”,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尚武之风。“尚武之风,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可是“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钤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覆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亦如草芥……无魂之兵者,犹无兵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梁启超是文化人,但他很重视树立军人的爱国和自爱精神,并指出:“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这是他对清政府的军人缺乏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权利而斗争的精神,造成国家有兵等于无兵被列强侵略,欺凌、掠夺和奴役而发出的感慨。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著有《中国的兵》,他在一篇《无兵的文化》文中指出:因为中国缺乏兵的文化,所以近代以来吃了亏。他说:“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因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后,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变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简单说来可称它为“无兵的文化”。雷先生说:“盛世的文官重于武官”,“盛世是皇帝一人的武力专政,最高的军权操于一手……皇帝是大军阀,实力雄厚,各地的小军阀不敢不从命。”“而乱世中央的大武力消灭,离心力必然产生许多各地的小武力。”“中央的军队衰弱,甚至消灭;有力的都是各地军阀的私军。”“最近一百年来侵入中国的武力与文化属于同一的西洋民族,并且武力与组织远胜于五胡,文化也远较佛教为积极。两种强力并于一身向中国进攻”。所以,我们能救中国的还是中国的文化,“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但救中国的首先是中国人要有自治力,其次就是提高国民的觉醒,发展军事和文化,用文武两种力量兼用,不仅可以抵抗外族的侵略能力,中华民族也具有复兴的新养料。雷海宗的文章说明中国皇帝以及各时期统治者与军阀势力的关系,也陈述近代以来西方用武力和文化势力,兼施侵略中国的情况,中国没有被列强国家消灭是因为中国虽没有兵的文化,但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觉醒,所以,他强调只要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失掉,西方势力妄图同化中国也很难,文化不至消灭,“民族必不至全亡”。

  在清末民初,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志士那么重视对军人和精神的研究?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吃了亏,受人侵略和欺压是因为缺乏一支有理想有精神的军队。有军没有精神等于无军,有军无思想无文化也等于无军,学者呼吁为国立军,并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中国的军队,这些舆论对孙中山思想的转变也有启迪。所以,孙中山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革命是求进步的事,“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我们要人类和国家的进步,便不能不革命,但革命不能专恃物质,“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生也。”孙中山为了建设一支忠于他的三民主义,救国救民的军校和军队,特别重视对于革命军人精神的构建,这是他总结革命过程中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进步。

  1924年1月27日,还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就开始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他强调:“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的精神。”

  1924年1月30日,国民党“一大”会议闭幕。2月4日孙中山便发布命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筹备主任。6日,又决定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处,并指派蒋介石、廖仲恺主持筹备处工作。从2月8日至5月8日,黄埔军校筹备处共开会32次,说明他们很忙,很重视军校的创建。2月12日,孙中山在南北统一纪念日庆祝会上讲话又强调:辛亥革命之初,“其时诸君个个心理上均非常之热,责任也非常之重,均愿牺牲性命,陶铸共和,抛掷头颅,推翻帝制。结果卒至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继而武汉起义,不旬日而各省响应,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当时成功,又如何是之易。乃南北已经统一,中国因争权利者几年,互争党见者几年,互争地盘者又几年,至于今日时局四分五裂,谈起革命事业为后世诟病。抑何前后大相径庭,至于此极?推原其故,在于当时人人只知革命应尽义务,勇往直前奋斗,故小小七十二烈士可以亡广州。今日人人心理皆有发财升官思想,故极十余万之大兵不能收复惠州。前后得失,瞭如烛照。此后诸君因革命奋斗,当牺牲权利,革去私心,时存国家观念,改良政治,则民国前途之幸。”

  由此可见,孙中山总结以前革命经验教训,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势力等野心家为争权夺利的私欲、私心使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终于形成建立一支为救国、救民、救世的革命军队所应具有的精神和担负的历史使命,便为黄埔军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确立了目标,这是孙中山的重大贡献,也为黄埔军校的成功和名传海内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