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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回眸:董必武与卢立群的师生缘(5)

图片五:卢立群旧居被政府作为名人旧居和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卢立群师生间有书信往来,卢俊回忆,当时念中小学,见父亲写信,於是对桌上信封及抬头称谓好奇地看了几眼,董来信称卢“立群贤弟”,卢则尊称董“必武我师”,母亲朱世濂在一旁讲:“他是爸爸的老师,你要称太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卢俊在上海“一大会址”参观红安董必武纪念馆举办的展览,在签名本上就书写“董必武太老师”。因为忙自己事情和功课,卢俊没有时间和兴趣关注信的内容,这些书信也因历史动荡原因没有保留下来,但卢俊从父亲谈话中略记得一点,卢立群讲:“新民主主义论较适合中国国情”“经济建设有科学规律”“培育扩大民主机制”“共产主义长于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文明基础上发展,历史是继承的而非割断”。卢对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之类极左倾向感到忧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硕果仅存的两位创党元老,毛泽东雄才大略、挥斥方遒、横扫六合、雄视天下,董必武德高望重、沉稳大度、为甘当配角的实干家,文史、政治皆是人中之杰,惜乎科学知识及大工业生产的了解则有局限。怀抱平等的理想,而建共产主义“敢问路在何方?”则并无现存的答案。故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一些建设成就的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

  1957年反右,误将数十万有知识、有贡献的党外知识份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各单位要凑足5%指标。卢立群所在部门组织大会,“请卢老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布置多名手脚快的年轻党员和积极份子作记录,要从“喝过洋水”的卢立群身上钓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卢立群向来对理论有兴趣,青年时代就深入研究过《资本论》,于是不以为意,侃侃而谈马克思理论体系,并引用《资本论》中经济学公式来说明。台下听懂了的盛赞“卢老理论水平高”,台上主持者和记录者则露出苦脸,因为他们听得一头雾水,分不清讲的是马克思还是反马克思,揪错了也许把自个揪进去了,一场闹剧不了了之。卢立群的留日同学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时任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的经济学家马哲民被打成大右派,时任文华大学教授、化学系副主任的葛汝楠口吃,人称“葛结巴”,说不出话但对“外行”态度傲慢,也遭厄运,并且“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宁左勿右的大跃进终于导至三年大饥荒的严重后果,1959年董必武由从1954年就担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讲:“党所追求是真理,一涉浮夸便不真,一定要合乎科学”,力主纠正左的错误。其时他已年事渐高,身体多病,常往来北京广州作“候鸟行”,大约1962年卢立群往武昌解放路“武昌饭店”与董见了一面。不久后文化大革命暴发,长期忽略民生建设导至的普遍穷困以及普通群众与干部及各类名星间的差别待遇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衡,各种社会矛盾及不满都在狂热的意识形态旗帜下,以极左的方式找到了宣泄口。1972年董必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实际上处于“泥菩萨过江”避难的境地,1975年4月2日在北京医院因肺癌“怀着对党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与世长辞”。其时正脑溢血瘫痪的卢立群听说后,眼泛泪光,潸然泪下,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师生缘份和情感。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说到底不离“教书匠”本色和办班教学的特长,这个意义上与他的学生卢立群的“园丁”角色、书生本色、实干精神倒是一脉相传。他们的师生缘经历了好些历史关口和事件,好比是见证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家乡的土地东湖董必武题写了《九女墩碑记》,卢立群则题诗:         

  芳魂侠骨知何似?色共湖山一片清。        

  幽怨独埋青草地,悲风肠断白杨声。

  而今师生也均随风而逝成为历史,留与后人感怀评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他们未能看到的统一富强的中国梦正有待我们后辈实现。

图片六:董必武长女董良翚和卢立群长孙卢纲

  (卢立群三子卢俊述、长孙卢纲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