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勇忱与秋瑾的革命情谊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列强欺凌、清廷腐朽，无数仁人志士，毅然投身于风起云涌的巨变之中，浙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秋瑾、姚勇忱等皆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姚勇忱（1880—1915年），浙江湖州织里人氏，光复会骨干；南社成员；中部同盟会发起、执行人之一；同盟会驻沪机关部正部长；同盟会上海支部支部长；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筹办处成员之一；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副部长；国会议员。1915年初夏，在反袁斗争中，和王金发一同牺牲于杭州小车桥浙江陆军监狱。

　　本人是姚勇忱先生的侄孙，幼时即常听祖父姚定忱（1898—1981年）和家中长辈，谈论孙中山、秋瑾、陈其美、王金发与姚勇忱等先烈的事迹；及至成年之后，查阅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发现正如民国藏书家周越然在《书与回忆》中所云——“世皆知姚先生为秋案中之要人”，在秋瑾革命生涯最重要的时期，姚勇忱一直积极辅佐、风雨相随；秋瑾就义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两人共同的革命信仰不懈奋斗，并为秋瑾的后事奔波、周旋、祭悼，直至自己牺牲。反之，在姚勇忱短暂而不平凡的35岁人生岁月中，秋瑾和秋瑾所表现的革命精神，也深深感染和激励着他，砥砺前行、矢志不渝。

　　因为身体的原因，姚勇忱在前面冲锋陷阵、展露锋芒的机会不多，他精于筹算谋划、组织运作，为人处事比较低调，有关他的记载散见于相关史籍。值此秋瑾女侠诞辰140周年、姚勇忱牺牲100周年之际，本人撰写此文，希望能够串珠成链，缅怀两位先烈所结下的深厚革命情谊，可钦可敬！

　　一、结识秋侠，革命初建勋

　　姚勇忱出生于织里殷富之家，当地织造业发达，他于1904年考入杭州蚕学馆（今浙江理工大学前身），欲以实业报国。据蚕校同学回忆，在此学习期间，姚勇忱开始接触革命风潮，每念及内忧外患，必 “慷慨激昂，握拳切齿”，同学“咸尊敬之”；并与褚辅成、吕公望等志向相投者“彼此勉励，暗相接纳，阴通消息。或于白云庵，或于城隍山四景园，秘密开会。”[1]在此期间，姚勇忱加入反清团体“光复会”，转变思想，以“拯救中华于水火”为毕生志业！

　　根据姚定忱的记述，姚勇忱结束蚕学馆的学业，东渡扶桑入读弘文书院，在那里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并结识了徐锡麟、陈其美、秋瑾等人，意志更加坚定。随即，姚勇忱便作为同盟会的一名新锐会员，意气风发，回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

　　同一时期，秋瑾等人归国后，往返于浙沪等地进行反清斗争，姚勇忱既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又有慎密细致的思考能力，文学功底深厚，英文也有所涉及，并谙熟化学知识，能制造炸弹，因此深得秋瑾信任与器重。

　　1906年下半年，秋瑾在上海虹口祥庆里建立革命机关， 据徐双韵《记秋瑾文》：“秋瑾转到上海，与同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等去虹口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络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沈鹿山、张恭、周华昌等运动浙江会党，以利起义。”

　　秋瑾、陈伯平、姚勇忱等同时都是研制炸弹小组的成员，虹口祥庆里是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子，二进深，内有一口小天井。他们白天与革命党人外出开展活动，晚上潜心研制炸弹，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一日，试验不慎引起爆炸，幸而影响不大，但也引来巡捕盘查，未得证据而作罢。

　　秋瑾与姚勇忱等多次商量筹办《中国女报》事宜，议定它“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计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进行舆论宣传。 “中国女报筹备处”，即设在厚德里九十一号，为掩护起见，门口悬挂“蠡城学社”招牌，秋瑾与陈伯平、姚勇忱、张剑崖四人，分居各室。秋瑾担任发行人兼社长，陈、姚、张为编辑。 [2]

　　文中所提到的祥庆里、厚德里和锐进学社，这三者的记载在各种文献中有不同说法，莫衷一是；但时间和地点虽有出入，并不影响到秋瑾、姚勇忱等人的革命功绩。

　　时年夏秋间，孙中山先生抵沪，“时先总理航行至吴淞口，以政府防范甚严，不能登岸，君迭与马子畦（马君武）、秋瑾、陈其美、姚勇忱、杨侠卿、陈伯平、丁洪海等造遏舟中，于革命大计多所规划。” [3]由此段记载可知，其时26岁的姚勇忱，能够登船与革命党党魁相见，并共谋起义规划，说明他已成为清廷所谓“乱党”的高层干部。

　　二、襄助秋侠，大通谋光复

　　1907年初，徐锡麟计划在浙江和安微两省同时发动起义，遂赴安庆巡警学堂任职，寻机起事；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则由秋瑾接办，姚勇忱亦被邀请至校。当时王金发在学堂任体育教员，和姚勇忱结识后，两人肝胆相照，结成生死之交；一文一武，成为秋瑾的得力干将。

　　在学堂，姚勇忱不辞辛劳，身兼数职，他素有文学功底，担任国文教员；课余继续研制急需的炸弹。更为重要的是，姚勇忱在暗中主持学校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工作，有学员回忆（摘录）：

　　（1）、(学堂中）其中思想前进、积极反清的当推姚勇忱、单鹿恩、姚定生三位老师；（2）、姚定生、黄怡、竺绍康、王金发等，都曾为徐锡麟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出过大力。姚勇忱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员。（3）、我们平时总是以反清为中心运动，我们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校方少有表示，只有放假的前夕校长和姚先生对我们个别谈话时，要我们在必要时，必须依照通知上的地点集合勿误。（4）、有一天，张佐邀俞奋和我到姚勇忱先生家里去谈。姚先生说：“广东人孙文是救中国的一个大伟人。”我们说：“是不是孙汶?”他说：“就是他。他的主张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团体的名称叫革命同盟。”并且说：“秋先生也很崇拜他。”过了几天，我们向姚先生要求加入，姚先生说：“这不是儿戏，加入时要宣誓的。”他还严肃地说：“如果加入了，以后不信不忠，有始无终，要受大众处罚。”我们说：“这是当然的。”后来我们照式各写了一张誓约交与他。他说：“绍兴方面是黄校长主盟，浙江方面是秋董事主盟。”我们才知道同盟会是这样一回事。[4]

　　此外，姚勇忱还协助秋瑾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我儿时曾听祖父姚定忱讲过，姚勇忱是大通学堂总理。对此，我一直以为他的记忆有误，直到前两年看到褚辅成先生在《浙江辛亥革命纪实》的回忆中才得到印证：“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此“总理”，即相当于今天学校的教务长。 也正是这一“相与协助”之职，使姚勇忱在1907年7月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时，得以脱险。当时，秋瑾闻变，立刻指挥部分人员奋起抵抗，同时派人给核心骨干报信，要他们紧急转移，以图东山再起。姚勇忱那天恰好外出，到钱庄取款，闻讯思量，再回去自投罗网于事无补，遂忍泪撤离。路遇清军搜捕，多亏一位挺身相救的摇橹大伯，让姚勇忱假扮成自己喝醉酒的儿子，在船头对他又骂又打；姚勇忱顺势扑进船舱里，装作“发酒疯”，这才蒙过了前来追捕的清兵，侥幸过关。而秋瑾女侠，则不幸被捕，壮烈殉难于绍兴轩亭口。

　　大通血案并没有吓倒英勇的革命党人，秋瑾女侠的遇害，反而更加激发起他们的斗志，姚勇忱、王金发等人又迅速聚集在一起，奔波于皖、粤、豫等地，尤以浙沪为重点，终于在1911年11月，响应武昌首役，使浙江和上海成功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