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辛亥革命宪政建设的贡献
辛亥革命足可垂之青史的，从破坏一面言之，是推翻延续两千余年、近古以降已成社会进步严重障碍的专制帝制，使中国社会及人民得一解放；从建设一面言之，则是创建民主共和政体，湖北军政府颁行的《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便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部共和宪政文件，并成为民国宪法的初范。而《鄂州约法》的制订者宋教仁、汤化龙以及参与研讨者张知本、张国溶、黄中恺等人，皆为日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并深蕴文化内涵的现象。
一、清末留日潮中的研习法政热
古代曾有日本“留唐热”，导致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纵深流播，成为日本向中国借鉴学术文化的重要环节。千余年后，明治维新使日本“豹变龙腾，化为霸国”【1】，中国朝野决计效法东瀛，遂大举派遣留学生赴日，形成规模空前的“留日热”。中日间留学生派遣方向发生逆转。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出洋，始于1847年容闳(1828-1912)等广东青年随美国传教士勃朗（1810-1880）赴美留学。也正是这位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返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与洋务大吏关系密切，1868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条陈四项，其一为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参酌容闳条陈，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奏准第一个留学生派遣计划。此后，便有1872-1875年间由容闳主选120名“聪颖幼童”赴美留学；1875年福建船政学堂派送5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1876年李鸿章派送7名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陆军；1877年沈葆桢与李鸿章联衔奏准派送海军学生留学英法；1887年清廷派官员及贵胄子弟游学美国；1890年清廷规定出使英、俄、德、法、美各国大臣，每届带2名学生出国留学。清朝留学欧美的举措，取得一些成绩，如留美幼童中涌现出科技专家詹天佑( 1861-1919)、外交家唐绍仪(1860-1938)，留英学生中产生过翻译大家严复、海军将领邓世昌(1849-1894)、林永升（1855-1894）、萨镇冰（1858-1852），留美学生中产生过海军将领蔡廷斡(1861-1935)等。但就总体言之，留学规模尚小，又偏于技艺层面，而且章法紊乱，成效不著。时人对19世纪70-90年代欧美留学的评价是：
出洋学生，各省各派，各有各章，学生既未考究根底，所派之员，又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废时糜费，莫此为甚。【2】
1894-1895年问爆发中曰战争，中方惨败。深受震撼的中国决计向日本这个新兴的强邻学习。1896年，清政府选派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由驻日公使裕庚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接洽，到日本学习日语及普通学科课程。此为清朝官派学生留日之开端。
1898年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为拉拢中国以对付俄国，函告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欢迎选派学生赴日本学堂学习。御史杨深秀奏请朝廷，速议留学日本章程，并强调“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时值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湖北子弟100人、湖南子弟50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总理衙门也告示招考出洋学生，各省赴日留学生络绎不绝。同年春夏之交，张之洞撰《劝学篇》，其下篇《游学第二》力倡游学，以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游学方向，“西洋不如东洋”。张氏列举游学日本的好处：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人称张氏《劝学篇下·游学第二》是留学日本的宣言书，实不为过。
当时也有人反对将留学地的重点从欧美移往日本，如户部员外郎恩裕说：
夫我之宜学日本人者，学其实力讲求而已。至于各种西学，则必以步趋泰西为要。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学西人，虽未能遽过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胜东人。若学东人，非止不能胜西人，且将不能及东人矣。【3】
应当说，恩裕的这一意见是有见地的，此后留日热潮出现的弊病也证明此论的部分合理性。但日本路近省费、文化（尤其是文字）与中国接近等优势，吸引着清末大量知识青年以日本为留学首选地，这不是批评意见所能抑制的。其实，提倡游学东洋的张之洞何尝不知恩裕陈述的道理，所以他在阐扬游学东洋之利以后，在《劝学篇下·游学》中补上一段不应忽略的后话：
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这既是给游学东洋与游学西洋作了一种层次安排，也隐然对恩裕之类诘问给予举重若轻的答复，显示了张之洞的务实与精明。
朝廷及各省督抚的倡导、莘莘学子对域外新知的渴求，造成清末留学东洋的大潮。1905年科举废除及同年日本击败沙俄，更推波助澜，使留日热达于颠峰。清末10年间，出现官民联袂，父子、兄弟、夫妇同行，举家留日等盛况。有人描述其情形：
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4】
派出留日学生较多的省份有湖北、浙江、江苏、四川等。日本《学制五十年史》载：“中国学生最多时为自明治三十五年顷起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其后每年为数渐减。但至四十二年尚不下五千人。然至四十五年，其数乃减至一千四百人。盖因当时清朝有革命之变多样之归国者。”日方材料以明治三十九年(1906)为中国留日学生数的顶峰-7000人。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也说：“以1905与1906两年，留日人数都在8000左右，大概是不错的。”中方材料显示的数字更多，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部《通行各省限制游学电》云，“查日本学生一万二三干人，习速成者最占多数。”
综合各方面统计，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如下表【5】：
19、20世纪之交，中国向日本派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这不仅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创造了一国向另一国派遣留学生的新纪录。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6】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各类学校就读（以法政、军警、师范类居多）。
本来，从清政府而言，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派遣留学生主要学技艺层面的科目，军事、法政都严加控制，但实际运作下来，这两类的留日学生甚多，一来是私费留学愈益增加，其所选科目政府无法控制，二来国内对军事人才、法政人才需求量颇大，三来中国士人熟悉社会、人文学科，留学较易。
清末留日学习法政的特别多，从国内需求而言，原因有二，一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树立了仿效西洋宪政的范例，中国官方和知识界趋之若鹜。二者清末立宪呼声日高，宪政派渐趋活跃，向域外访求样板，成为一时风尚。这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清末赴日研习法政者甚众，而进入设在东京的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宋教仁、汤化龙、张知本等为其代表，而他们在法政大学接受的西方法律知识，在辛亥年间宪政建设发挥了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