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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辛亥革命宪政建设的贡献

辛亥革命网 2019-03-11 08:50 来源: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文集 作者:冯天瑜 查看:20286
辛亥革命选择的民主共和模式来自何方?宋教仁等辛亥志士以日本为中介,吸收法国系民主共和精义,也是重要一途。

  辛亥革命足可垂之青史的,从破坏一面言之,是推翻延续两千余年、近古以降已成社会进步严重障碍的专制帝制,使中国社会及人民得一解放;从建设一面言之,则是创建民主共和政体,湖北军政府颁行的《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便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部共和宪政文件,并成为民国宪法的初范。而《鄂州约法》的制订者宋教仁、汤化龙以及参与研讨者张知本、张国溶、黄中恺等人,皆为日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并深蕴文化内涵的现象。

  一、清末留日潮中的研习法政热

  古代曾有日本“留唐热”,导致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纵深流播,成为日本向中国借鉴学术文化的重要环节。千余年后,明治维新使日本“豹变龙腾,化为霸国”【1】,中国朝野决计效法东瀛,遂大举派遣留学生赴日,形成规模空前的“留日热”。中日间留学生派遣方向发生逆转。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出洋,始于1847年容闳(1828-1912)等广东青年随美国传教士勃朗(1810-1880)赴美留学。也正是这位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返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与洋务大吏关系密切,1868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条陈四项,其一为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参酌容闳条陈,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奏准第一个留学生派遣计划。此后,便有1872-1875年间由容闳主选120名“聪颖幼童”赴美留学;1875年福建船政学堂派送5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1876年李鸿章派送7名淮军军官赴德国学习陆军;1877年沈葆桢与李鸿章联衔奏准派送海军学生留学英法;1887年清廷派官员及贵胄子弟游学美国;1890年清廷规定出使英、俄、德、法、美各国大臣,每届带2名学生出国留学。清朝留学欧美的举措,取得一些成绩,如留美幼童中涌现出科技专家詹天佑( 1861-1919)、外交家唐绍仪(1860-1938),留英学生中产生过翻译大家严复、海军将领邓世昌(1849-1894)、林永升(1855-1894)、萨镇冰(1858-1852),留美学生中产生过海军将领蔡廷斡(1861-1935)等。但就总体言之,留学规模尚小,又偏于技艺层面,而且章法紊乱,成效不著。时人对19世纪70-90年代欧美留学的评价是:

  出洋学生,各省各派,各有各章,学生既未考究根底,所派之员,又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废时糜费,莫此为甚。【2】

  1894-1895年问爆发中曰战争,中方惨败。深受震撼的中国决计向日本这个新兴的强邻学习。1896年,清政府选派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由驻日公使裕庚与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接洽,到日本学习日语及普通学科课程。此为清朝官派学生留日之开端。

  1898年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为拉拢中国以对付俄国,函告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欢迎选派学生赴日本学堂学习。御史杨深秀奏请朝廷,速议留学日本章程,并强调“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时值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湖北子弟100人、湖南子弟50人前赴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艺,兼通各种专门术业。总理衙门也告示招考出洋学生,各省赴日留学生络绎不绝。同年春夏之交,张之洞撰《劝学篇》,其下篇《游学第二》力倡游学,以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游学方向,“西洋不如东洋”。张氏列举游学日本的好处: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人称张氏《劝学篇下·游学第二》是留学日本的宣言书,实不为过。

  当时也有人反对将留学地的重点从欧美移往日本,如户部员外郎恩裕说:

  夫我之宜学日本人者,学其实力讲求而已。至于各种西学,则必以步趋泰西为要。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学西人,虽未能遽过西人,然果能如西人,便可胜东人。若学东人,非止不能胜西人,且将不能及东人矣。【3】

  应当说,恩裕的这一意见是有见地的,此后留日热潮出现的弊病也证明此论的部分合理性。但日本路近省费、文化(尤其是文字)与中国接近等优势,吸引着清末大量知识青年以日本为留学首选地,这不是批评意见所能抑制的。其实,提倡游学东洋的张之洞何尝不知恩裕陈述的道理,所以他在阐扬游学东洋之利以后,在《劝学篇下·游学》中补上一段不应忽略的后话:

  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这既是给游学东洋与游学西洋作了一种层次安排,也隐然对恩裕之类诘问给予举重若轻的答复,显示了张之洞的务实与精明。

  朝廷及各省督抚的倡导、莘莘学子对域外新知的渴求,造成清末留学东洋的大潮。1905年科举废除及同年日本击败沙俄,更推波助澜,使留日热达于颠峰。清末10年间,出现官民联袂,父子、兄弟、夫妇同行,举家留日等盛况。有人描述其情形:

  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4】

  派出留日学生较多的省份有湖北、浙江、江苏、四川等。日本《学制五十年史》载:“中国学生最多时为自明治三十五年顷起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其后每年为数渐减。但至四十二年尚不下五千人。然至四十五年,其数乃减至一千四百人。盖因当时清朝有革命之变多样之归国者。”日方材料以明治三十九年(1906)为中国留日学生数的顶峰-7000人。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也说:“以1905与1906两年,留日人数都在8000左右,大概是不错的。”中方材料显示的数字更多,光绪二十八年(1902)学部《通行各省限制游学电》云,“查日本学生一万二三干人,习速成者最占多数。”

  综合各方面统计,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如下表【5】:

  19、20世纪之交,中国向日本派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这不仅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创造了一国向另一国派遣留学生的新纪录。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称,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6】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各类学校就读(以法政、军警、师范类居多)。

  本来,从清政府而言,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派遣留学生主要学技艺层面的科目,军事、法政都严加控制,但实际运作下来,这两类的留日学生甚多,一来是私费留学愈益增加,其所选科目政府无法控制,二来国内对军事人才、法政人才需求量颇大,三来中国士人熟悉社会、人文学科,留学较易。

  清末留日学习法政的特别多,从国内需求而言,原因有二,一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树立了仿效西洋宪政的范例,中国官方和知识界趋之若鹜。二者清末立宪呼声日高,宪政派渐趋活跃,向域外访求样板,成为一时风尚。这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清末赴日研习法政者甚众,而进入设在东京的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宋教仁、汤化龙、张知本等为其代表,而他们在法政大学接受的西方法律知识,在辛亥年间宪政建设发挥了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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