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九十华诞 王奇生：师门四年记(2)
辛亥革命网 2015-07-14 08:4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奇生 查看：
这些年来，内心非常敬佩老师这种“喜新厌旧”的精神，亦试图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深感开拓新领域之艰辛。开沅师曾告诫：每人必须有一块属于自己专精的领地才能在学界立足，但视野一定要贯通，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一百多年，眼界不可太过局促。后来先生又提出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中国史”，认为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我们把题目越做越小。先生还告诫，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开沅师一贯主张“参与史学”，认为史家必须有适度的现实关怀，史学不仅仅是回顾过去，还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史学应该在对过去的研究和现实的需要之间适当地寻求一种契合点，但强调“参与史学”不是御用史学，不是应用史学，不是影射史学，不是离开历史研究的参与。开沅师的这些史学理念，我不仅铭记于心，亦内化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只是先生的境界难以企及。
日本学者认为开沅师是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的研究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的研究即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先生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没有局限于单个的人物与事件，而是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观察，如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描述辛亥以来知识精英“只争朝夕”的急切与急迫情绪等，均别出新意与深义。先生认为群体是个人与阶级之间的中介，值得重点研究，故章门弟子中有多位致力于社会群体之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定位于《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亦基于此。之后我的研究，无论是民国政治史、国民党组织史，乃至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均适度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关注社会运动、社会动员、社会心态等，有别于传统政治史侧重“人物”、“事件”、“过程”之路径。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比较注重规律、结构、一般性、普遍意义等“不变”的一面。而历史研究则重视“变”，注重具体的历史情境，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社会科学重视“求解”、“求是”；历史研究则重视“求真”、“求实”。在社会科学的学者眼中，历史学者只会“就事论事”，不能上升到宏观的理论高度讨论问题；而历史学者则瞧不起社会科学的学者空谈理论，食洋不化。其实不同学科各有优长，是可以互补而不必互斥的。只要有助于理解和解读历史，任何学科的方法均可借鉴。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方面，我是深受开沅师影响的。只是先生的功力实在难及。去年重读先生发表于1991年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一文，其感受仍十分震撼。
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帮助
记得开沅师说过：“我不过是一只老母鸡，东扒扒，西啄啄，扒出一点东西就让小鸡们来吃。”这句话很能形象地表述开沅师对弟子们的细心呵护与关照。先生不仅开辟一些新领域引导学生们去做，更为学生创造和争取各种学术资源与机会。去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长陈三井先生出版学术回忆录《轻舟已过万重山：书写两岸史学交流》，内中提到，1995年，章开沅先生专门给他（时任所长）写信，介绍王奇生申请台湾的中华发展基金，希望三井所长协助。我记忆中，当时只和开沅师闲聊中提及申请台湾基金一事，没想到先生私下为我写信求助。而先生从没有告诉过我写信一事。若不是20年后看到三井教授的回忆，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1997年，我北上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读博士后。1999年出站后，近代史所希望我能留所工作。当时我为此事深感为难。因为要让华中师大“放人”是一件难事，更感纠结的是，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将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来工作，第二年就让我在职读博士，不仅受恩于老师，也受恩于历史研究所，未曾为历史研究所效力即要求调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将自己的心事向先生坦陈，没想到先生的回答是：“能进近代史所工作，十分难得；我的学生不一定都要留在身边；对历史研究所而言也是如此；哪里更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去哪里。当然，不要告诉别人是我鼓励你离开的，否则不好向校方交待。”我一直保守这一“秘密”，现在说出来，想必已无妨。
学界前辈罗尔纲先生写过《师门五年记》，姑仿作《师门四年记》。朱英老师限我写三千字，只好将四年随师受教的点滴先简要写出，更细致的记述留待以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