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九十华诞 王奇生：师门四年记
辛亥革命网 2015-07-14 08:4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奇生 查看：
与先生相处，他并不如传说中严厉
1993年，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其时开沅师还在海外讲学。翌年春，开沅师回国。记得第一次见开沅师的情景。此前从师兄们那里听到一些开沅师如何严厉的“故事”，见面前难免有几分惴惴。那天特意提前到所里，等见到开沅师，罗福惠老师刚介绍我，开沅师即含笑点头说：“啊，你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写得还不错，离开台湾前，我将它转赠给了“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两句话就解除了我的紧张心理。事后我和何建明说：“老师和蔼可亲，没有传闻的那么可畏啊！”
之后数年和先生几乎朝夕相处。先生一直是煦煦春阳，从未疾言厉色。亦因为此，我和建明在先生面前说话、聊天也非常放松，有时甚至有些放肆。以至于朱英老师对我们说：“以前的学生和章老师说话都紧张，你们俩和章老师说话真随便。”后来又听师母说，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性情变得温和多了。
章开沅
据我的观察，章门弟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成才率明显高于后期。这和先生对弟子态度的由严转温，不知有没有一定关系。也许只是巧合吧，因为整个学界都有“60后”不如“50后”的趋势。
史学的真正危机在于题目越做越小
1994年9月，我和建明都跟随开沅师读在职博士。开沅师没有正式给我们开过课，而我们在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受教的机会。历史研究所办公条件不错，每人有一间办公室。在所四年间，大部分时间能在研究所见到先生。除了正式向先生请教问题，更多的机会是和先生闲叙。而闲叙中的受益更远胜于课堂。也因为是闲叙，即使不成熟的想法，也敢于向先生提出，请先生指点。先生或赞或否，有时一两句话就能让学生开窍。
对于博士论文选题，我没有考虑继续做留学史，而想另辟新径。当时大体聚焦于两个题目：一是教会大学的校园文化；一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政权。先生对这两个选题均表示认可。而我权衡再三，最终选定基层政权研究。当时国内的民国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兴趣还集中于中央层面，对基层政权几乎无人问津。对民国档案的利用，大家也都指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尚少有人利用地方民国档案。而我有意利用省县档案馆所藏档案来做研究，得到先生的赞许与鼓励。
开沅师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向来给以宽松自由的思考空间，鼓励学生自由选题，“走自己的路”，绝不强勒学生跟随自己的兴趣去做。亦因为此，章门弟子的选题是多元的、开放的，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独立的领地，甚少交集。开沅师本人的研究更是多点开花，而且点与点之间还跨度很大。每一领域几乎都是开拓性的。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莫不如此。学界的常态是，一旦在某一领域有所成就，就固守那一领域，矢志不渝。这样做的好处是驾轻就熟，可以精耕细作；只是难免有学术“内卷化”的风险——有增量，而无增长。而开辟一个新园地，需要数年的积累才能有产出。但每一园地的开辟，均具有很高的学术创新度，并可引领年青学者。开沅师对自己的学术多元取向，自解为“喜新厌旧”：“颇似一个流浪成性的行者，经常漂泊在没有航标的江海。”不过开沅师也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失误，因为自觉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继者探索新路，扩展更大的学术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治学从来没有驾轻就熟的轻松，经常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必须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永远都在艰难的探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