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介入辛亥革命是因利益驱动使(2)

　　南都：惠州起义之后日本政府对革命党的政策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张玉法：惠州起义之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渐渐失去了同情心。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廷的宪政运动逐步展开，刚才说了，日本也是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它自然也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君主立宪。而清廷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日本的经验，开始雇佣日本的法律专家和军事顾问，并且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为中国所倚重；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领袖们也逐渐年老、保守，而中国的革命党人，则由于留日学生的增加，变得更年轻、更激烈。不少中国革命党人吸收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他们和日本左派人士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这让日本政府非常警觉。再有就是，由于俄国在中国东北对日本越来越构成威胁，许多早年同情中国革命的志士，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俄国上面，他们将消除俄国在东方的威胁作为第一要义。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爱国人士也满足于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认为日本可以利用它所获得的强国地位实现它在中国的诉求，不需要再假手于中国革命党人。1906年，日本文部省颁布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活动。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廷的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之后，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由于同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络日益密切，更是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由于日本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镇压的态度，所以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受到很大影响。不久之后，《民报》被查封，孙中山及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的行动也受到监视。1910年春，孙中山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从美国回国，想重整旗鼓。经过日本时，试图暗地登陆，但是被日本警察得知，不准其在日本停留。孙中山不得已，从横滨去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南都：离开日本之后，孙中山就开始跟法国联系紧密起来？

　　张玉法：法国政府和中国革命发生关系，大约开始于1905年。当时孙中山从日本去上海，船泊在吴淞口，有一位法国武官布加卑奉法国陆军大臣的命令去见孙中山。他告诉孙中山，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的意向，想了解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势力。孙中山告之以实情，并请求布加卑派专员办理调查和联络的事情。当时，布加卑派遣了七名法国武官，由孙中山调遣，一起调查中国各地的革命势力。不久之后，由于法国政府变更，新内阁不赞成过多参与中国革命，布加卑也被撤调回国了。

　　1907年到1908年期间，孙中山以越南为基地，在云南发动了几次革命暴动。这些暴动之所以能发生，也得益于法国殖民当局的容忍，他们也想趁机在中国南部扩展法国的势力范围。但当清廷得知革命党人以河内为基地进行革命之后，便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由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连续失败，法国政府最终也改变了态度，把孙中山逐出了越南。后来孙中山到欧洲，希望能得到法国政府的协助，以便在越南重建基地，也未获得法国官方的支持。

　　南都：这么说来，在武昌首义之前，对中国革命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英国、日本跟法国三个国家了。

　　张玉法：这都是跟中国为邻的关系。其他的国家，像美国，是同情中国革命的。但也只是同情而已，孙中山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募款，他希望美国政府或资本家能借款给中国革命党，但人家大都不借———毕竟涉及到两国的邦交，大多数邦交国还是尊重满清政府的，不好公开借款给革命党。而民间资本家也要看政府的政策，不敢轻举妄动。

　　总的来说，在武昌革命爆发之前，列强对中国革命并不是很重视。像日本、英国、法国这些在革命之前和革命党人有过联系的国家，不是打击革命党人，就是利用革命党人，并没有真正把革命势力视为中国的希望而予以持久的协助。

　　干预或独立：一切视时势而定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基本上外国列强的政策是维持中立。维持中立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不借款给双方，二是不出兵帮任何一方。

　　南都：武昌起义之后，列强们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玉法：武昌革命爆发之后，湖广总督瑞澂跑到了汉口租界，找到德国领事，告诉他们，中国又有义和团起义，请求赶紧派兵帮忙镇压。德国领事援引《辛丑条约》中的内容，表示一国不能对中国擅自行动，要求领事团开会讨论。在讨论会上，法国领事侯耀（罗氏）由于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他了解孙中山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因而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于是仗义执言，说革命党人是要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并不是义和团，也没有排外色彩，反对进行干涉。在侯耀（罗氏）的游说下，领事团最终决定中立。1911年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也照会汉口领事，表示承认清廷之前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将继续担负外债和赔款，并将保护外国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及既得利益。各国领事及公使将这些情报告诉了各自国家政府，10月17、18日，汉口各国领事及北京各国公使先后宣布严守中立，并依据国际公法，表示将杜绝武装干涉，也不借款给任何一方。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想保持中立，像日本、德国都是想对革命党进行干预的，但由于各国的反对，最终作罢。

　　南都：日本之前是支持革命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对革命进行干预呢？

　　张玉法：前面也提到，日本政府一贯的政策是想助长中国的内乱，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武昌起义之后，日本政府对清廷和革命党人两方都派遣了助战的人员，希望能把事情闹大，从而为干预创造条件，趁机将势力渗入中国内地。早在四川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日本政府便派遣了斋藤季治郎赴长江一带活动。武昌首义爆发时，斋藤便在汉口，也曾派遣专人到上海，协助革命党起事。但是当革命军势力不断扩大时，日本政府便试图进行干涉。1911年10月15日，日本政府致电美国国务卿，表示清政府曾要求日本派兵平乱，因为日本在华利益并未受到严重威胁，各国也没有对此表态，所以暂时不会采取行动。但是，如果革命势力波及满洲地区，日本将不经列强同意便自行派兵前往中国平乱。11月28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训令日本驻英公使，申明干涉革命、支持清廷的主张。但是日本的主张并不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其中，英国政府的立场尤为坚定。英国驻日大使曾三次奉命阻止日本的非中立行动。由于早在1902年，日本和英国签订了英日同盟。同盟条约规定，两国在各方面都要采取一致行动。所以，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最终使日本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日本政府干预政策未能获得列强的支持，于是不得不另外谋求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联合革命党，对袁世凯进行打击。日本政府曾派一批说客到上海，试图左右革命党的革命方略。1912年1月8日，犬养毅与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会晤，建议联合康有为等人对抗袁世凯，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孙中山的认可，最终使得日本政府的干涉政策没能实现。之后，日本逐渐与列强协调进行，以谋取自己在华利益的进一步扩大。

　　南都：为什么这时候英国政府如此强烈反对干涉？

　　张玉法：英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自始至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相继独立。英国侨民为继续保持在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的商业优势，对革命大多采取同情的态度，英国的外交政策亦随此发生改变。再加上英国对民主共和并没有太大成见，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稳定局势。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英国所关注的力量，并不是羸弱的清廷，也不是基础未固的革命党人，而是拥有实力的袁世凯。据说，在武昌首义爆发的次日，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理事会便建议清廷起用强有力人物，镇压革命———这里所谓的强有力人物，实际上就是袁世凯。11月1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曾致电英国外交部，建议政府积极支持袁氏，英国外相格雷于15日回电表示赞成。格雷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真正收拾中国混乱的局面。也正是各国公使，最终促成了南北议和。

　　南都：就是说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其实外国列强是想干预的？

　　张玉法：不是，在大的原则上，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基本上外国列强的政策是维持中立。维持中立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不借款给双方，二是不出兵帮任何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