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百年辛亥的回顾、追思与展望(5)

　　1911年9月，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组织开会商讨起义事宜，选举了起义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军事上和政治上负责的人都做了一些设计。这时候武昌起义发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四川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声势汹涌，四川总督打死了几十个请愿的人，清政府派军队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这支军队恰恰就是一支武昌的军队，这支军队里有很多士兵都参加了革命党，所以这个时候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感到有些紧张，如果继续把军队外调，军队就会被分散，就会缺乏组织。虽然他们是革命党人但还是军队的成员，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所以武昌的革命党人就感到是时候发动革命起义了，但是湖北革命士兵的领导人只是同盟会的一般成员，在同盟会的骨干成员中是名不见经传的。在筹备发动起义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的声望不够，派人到香港去请黄兴，还派人到上海去请宋教仁。派到香港的是云南同盟会的吕天民，他是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与黄兴是熟人。吕天民于9月29日到达香港，却吃了闭门羹，黄兴三天闭门不纳。原来黄兴在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情绪极为低落，住在香港，闭门思过，几乎丧失了再次发动起义的信心。在自责和痛苦中回顾以往的经历，黄兴几乎要放弃当初选择武装起义的基本策略。三天后也就是10月2日，黄兴在知道吕天民来意后，他不相信武昌有条件发动起义。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领导人都不相信武昌可以发动首义。吕天民反复劝说黄兴并说明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黄兴最终相信了武昌起义的真实性，但没有立即到武昌去组织领导。黄兴认为自己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中什么也没有做，他应该筹一笔钱，可是他自己没有钱，所以他就往南洋、美国写信，请求华侨捐款援助，但是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华侨，筹款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最后黄兴并没有筹到钱，却延误了前往武昌的时间，错过了领导武昌起义的好时机。

　　宋教仁也并不相信武昌起义的发生，虽然他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面对前来劝说的人，宋教仁借故说在上海还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完，还要办报纸。我曾统计过，在9-10月之间，宋教仁在《民立报》每天写一篇社论，大约写了30篇社论。做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重要，但革命马上要爆发了，是应该继续拿笔杆子还是应该走到前线去，哪一个更为重要？当然是到前线去指挥起义更重要，但是宋教仁始终没有去。

　　我们再说孙中山，孙中山也同样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所设计的多次起义中没有一场是设计在武昌发动的，他们设想过武昌配合协助，但始终没有设想过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到了美国的丹佛，到丹佛前，他就收到了黄兴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中就写到武昌要发生起义，但那个时候都是密码电报，不便于破译，所以孙中山在丹佛住下来后，把密码本拿出来翻译黄兴的电报，才知道武昌要起义。他当时认为武昌不能起义，就想立即给黄兴发去电报告诉他要阻拦武昌的起义。可是当时他刚到宾馆，有些疲倦，需要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头脑清醒后再给黄兴发电报告诉他阻止起义的理由。但是第二天起来看报纸时，武昌起义的新闻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我想说明的是武昌起义并不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同盟会领导者的设计之中，不在他们的战略规划中，这就说明他们没有从全盘战略角度思考哪个地方更适合、哪个地方更有条件开展反清武装起义。

　　如果黄兴早一点到武昌，他就可以取得武昌起义的领导权，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黄兴是在10月初接待武汉来的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黄兴立即决定奔赴武昌，在10日之内从香港到武昌应该是可以到达的，但是他没有立即去，他在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筹到。在武昌起义后18天，黄兴才到了武昌，而且是先到上海和宋教仁会合后才一起来的武昌。18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之前讲过，武昌的这些革命党人都不是同盟会中的领导成员，都只是一般的成员，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上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10月10号起义发动后，他们就找了一个队官（连长）吴兆麟来指挥，这个连长也确实起到了指挥攻打总督署的作用，一晚上就把总督署给打下来了，第二天占领武昌，第三天占领汉口。按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这是一个革命的政府。这些革命党人自觉没有领导经验，于是就找了当时新军协统黎元洪来做都督。黎元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清政府军队中的混成协协统（旅长），武昌起义前肯定是反对革命的，但是革命党中的新军对黎元洪却有一个好印象，大家觉得他一副忠厚长者之貌，治军也算有方，平常也比较爱兵，所以革命党人就拥戴他做军政府的都督。可是黎元洪是清政府的人，不想造清政府的反，他觉得这里凶多吉少，坚决不答允，连声嚷嚷：“莫害我！”我们知道，军政府成立的第一天，要张贴安民布告，革命党人就把这个布告写好后叫黎元洪签字，但是黎元洪坚决不肯签字，一个革命党人代他写上“黎元洪”三个字。不久，这个署名“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黎”的告示就贴遍了武昌城，后来还被刊登在报纸上，这也是湖北军政府对外发布的第一张公告。此时黎元洪依然不吃饭，不说话，持续了五六天。五六天之后，起义形势很好，他便觉得革命有可能成功，于是开口说话，甚至剪辫子以示参与革命决心。这样一来，黎元洪就接受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职衔，开始以都督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召开会议。等10月28日黄兴赶到武昌时，黎元洪已经非常愿意在都督的这个职位上做事情，这时候黄兴也只能屈居于黎元洪之下。后来汉口形势紧张，黎元洪就派黄兴去汉口指挥作战。今天武昌有一个地方叫阅马场，那里有个拜将台，就是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地方。这样，一个革命领导人却做了别人的将军，其位置显然就颠倒了。如果黄兴早一点到武昌来，起义成功后，他到军政府担任都督，对于号召和带领全国的武装起义，作用就非同一般，做不到这一点对革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宋教仁同样也犯了认识上的错误，这就说明我们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不坚定性，特别是在马上要爆发革命起义、最需要领导人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所以我说武昌起义是不在同盟会的计划之中，而且同盟会的领导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同盟会的一些基层会员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发动的。

　　这里我要再说说孙中山。孙中山虽然不在武昌起义的现场，但是因为武昌起义中的新军士兵很多都识字，孙中山很多文章都在新军的士兵中间传阅，所以他们都知道并且佩服孙中山，这些人都非常愿意在孙中山的思想旗帜下参加革命。武昌起义中，虽然孙中山本人不在现场，但是这场起义是在孙中山思想的指导下发动的，这是孙中山的作用之一。另外，孙中山起义的目的是要推翻皇帝，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北京的皇帝仍然存在，后来孙中山又在南方组织北伐军，要打到北方去，但是要组织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钱，要有后勤补给，要有粮食，要有枪炮弹药，要有运输，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江浙一带，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的成长，但是成长并不好，所以江浙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筹不到钱，无法组织军队，就不能及时发动北伐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的原因。袁世凯当时在北京掌握了北洋六军，他成为清政府当中最有权力的人，皇帝还很小，只有几岁，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不过20多岁，根本没有能力来应付这样的局势，其他的朝廷大臣也没有能力面对如此之局面，只有袁世凯一个人可以做到，而袁世凯当时既看到了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又看到了南方的革命军蓬勃发展，他跟南方的革命党人讲条件，孙中山当时就说，如果能推翻皇帝，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袁世凯采用逼宫方式，逼迫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因为当时的皇帝才6岁，宣统的母亲隆裕太后当时也不过二三十岁）。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宣统皇帝退位诏书。袁世凯随即将情况告诉在南京的孙中山，孙中山要求袁世凯在报纸上发表公开赞成共和的通告，然后让出大总统位置。袁世凯随即就给孙中山发电报并且在报纸上刊登了这则电报内容，表示赞成共和。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就任。从这个结果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革命党人没有掌握政权，掌握政权的却是清朝政府最后的一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辛亥革命还有一个弱点就是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辛亥革命反帝的思想不够彻底。孙中山本来是一个有着强烈反帝思想的人，但是他在1912年1月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3日发表了一个对外宣言，宣言中说道：清朝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有效，所有赔款、所有义务，列强在华享有的特权，南京政府都要承认。孙中山希望用这个办法让西方各国承认南京政府，但事实上西方各国始终都没有承认他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

　　这里还要说一下，孙中山在美国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12月下旬才回到中国。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认为他应该去欧美各国游说他们的上层，希望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希望他们承认中国未来的政府，事实上他的这些想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两个月的游说工作没有成功。这说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他对帝国主义一直抱有幻想，他总觉得在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民主共和的制度，是仿照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理应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可结果并非如此。等到他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西方各国马上采取了支持的方针，但这种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他们从袁世凯的手里得到他们在中国想要的权利。

　　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又失败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后，孙中山才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1924年，他说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中华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武昌起义中的蔡济民也说过：“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显然这是对革命的失望。孙中山后来也有很多反思，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重新组织国民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提出了“以俄为师”，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这说明孙中山反帝的立场变得逐渐鲜明。

　　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他一直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前途进行设计，他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超过英美，所以他设计将要在广州建立中国的南方大港，在宁波一带建立中国的东方大港，在现在的唐山一带建立中国的北方大港，这些都被他一一标注在地图上。港怎么建，要建多少万里公路，多少万里铁路，要把铁路建到西藏等，这些问题孙中山都提出过自己的设想。可在当时的中国，大家都认为这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包括很多革命党人也这样认为，所以他们给孙中山起了一个“孙大炮”的名字，说他的这些想法不够现实，在西藏修铁路这样的想法，不光中国人认为做不到，西方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但这些设想恰恰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资料，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当时的设计。孙中山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建铁路、建公路要利用外资，这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呢？他说要在不妨害主权的情况下欢迎外资进来，在保持国家独立主权的前提下，“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原话。这些都是很好的理想，可在当时并不被人相信，人们都说他在放大炮，其实孙中山在当时的政治上已不能发挥作用，他就想在思想领域上去做出一番事业，不断设计、设想中国未来可以做什么，包括长江三峡大坝，他都做过设想。在当时，这些设想确实难以实现，但对于后人，这却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指导，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很有意义。从这些方面来看，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确很大，可以说，孙中山为中国的现代化绘制了最初的蓝图，孙中山为国家现代化的未来的设想，应该受到后人的尊重。

　　记  者：感谢张老师和我们一起回顾了辛亥革命纪念活动的历程，为我们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包括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深入阐述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呈现了当时历史事件中的一些不足与缺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尊重历史，历史中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