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百年辛亥的回顾、追思与展望(4)

　　记  者：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海鹏：这个问题我可以说很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导者，辛亥革命的整个思想纲领和指导原则都是他提出来的，所谓“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是他提出来的。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萌发了这种思想，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三民主义”是完全不同于封建制度的一套主义，民族主义一开始是推翻满族的统治，推翻满族的统治不一定就是推翻满人的统治，满族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他是具有特权的，不仅是对汉族具有特权，对其他民族也具有特权。所以推翻满族统治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最初的内涵。后来民族主义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后，民族主义从之前的推翻满族统治变成了从帝国主义中求得民族的平等，求得中华民族的平等。中华民族对于西方是不平等的，这时候民族主义就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 而民权主义是建立资产主义共和国，它和封建的国家形式、国家形态是不同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非常重要，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它用英文的表述应该是socialism。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孙中山认为：把民生主义翻译成socialism，这两个词对应是最好的。孙中山在讲到民生主义时，强调人民的生活，强调民生，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过去我们和国民党的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代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提出“反对共产党”等一些反共观点，其实从《孙中山全集》，还有他的很多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没有反共的观点。如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讲“三民主义”讲了几个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有专门篇幅讲“三民主义”，他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朋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是好朋友，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未来。

　　依据三民主义纲领，孙中山组织推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来推翻清朝的统治阶级，比如在广东、广西、云南各地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每次都失败了。孙中山为筹得起义款项，从南洋、美国的华侨那里争取援助，其实20世纪初期的华侨很穷，不像现在的华侨都很有钱，那时他们也都出国不久，创业也很艰难，都是做些挑水、洗衣服、剃头、理发、开小饭馆等工作。很多华侨捐钱给孙中山，他再用募集到的款项在海外买枪炮买武器，然后运回到国内，在国内推动革命发展。黄兴协助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起义，应该说孙中山发挥了革命中最为核心的作用。

　　同盟会是一个非常之松散、非常之松懈的组织，它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一个团体，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是同盟会总理，黄兴是协理，但同盟会内部一些领导成员之间的政见却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三民主义”当中有四句话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时很多人都同意前两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第二个同意的就是“建立民国”，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学生都同意建立民国，第四句话叫做“平均地权”，很多人都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平均地权”。1908年在东京，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叫共进会的组织，这也是一个反清的组织，共进会就把这四句话改了一个字，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是属于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说的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因为我们过去的地权土地都是地主所有，而孙中山却提出这个地权的土地要平均，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也是源于这个思想。英国则是靠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中赶走，赶到城市里去，让其破产，不得不去做工人，为工业提供后备劳动力。我们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实际上也是这个目的，但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农民的集体化，因为光靠小农经济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是不能实现工业化的，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已经讲的很清楚。毛泽东在写给秦邦宪的信中说，革命成功以后，我们不能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新中国，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很多人都不理解也不知道“平均地权”究竟是什么含义，所以在同盟会内部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

　　另外，同盟会还发生了分裂。比如说很有名的大知识分子章炳麟，如陶成章，这些人就反对孙中山，在同盟会几次发生“倒孙运动”，内部盛传说孙中山有什么资格做总理，干脆把他拉下来，不让他做总理。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时候，清朝政府给日本政府打了招呼，说不能让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要驱逐孙中山，因为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之间是有外交关系的，所以日本理所应当地接受了清朝政府这样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日本，但当时日本政府把事情做得很漂亮。他们以孙中山朋友的名义送他一笔钱，让他离开日本。此事在同盟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同盟会是一个很松散松懈的组织。

　　还有一点就是包括黄兴在内的革命党领导人，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并没有一个全盘的战略思想，在如何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问题上，缺乏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比如说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代表的，但是在武昌发动起义，从来就不在孙中山和黄兴的设想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武昌起义的发生是意外的。孙中山组织起义大都在广东沿海、广西沿海和云南沿海。当时孙中山为什么一直坚持在两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起义呢？显然是有他对时局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当时到英国，清朝驻英国公使馆抓他；到日本，日本政府也驱赶他；到越南，法国政府也不留他。到哪里他都站不住，国内根本不能回来，所以他在南洋和美国的活动很多。在南洋那里活动，他可以从南洋的华侨手中募集款项，然后从海外买回弹药，再通过船运送到广东、广西沿海，这样就比较容易取得武器弹药，对于革命显然是有利的。而在内地起义，这些武器弹药就不方便运进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于革命在哪里起义，1903年的时候革命党人也始终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当时黄兴表示，要在革命党人分头运动成熟之后再来讨论。黄兴曾设想在湖南起义，未能成功。1907年后，他与孙中山决策的八次起义，都在沿海地区，没有一次安排在长江一带或者两湖地区。黄兴筹备“三•二九”广州起义时，曾于1911年初派谭人凤携款北上，运动湘、鄂等地组织援应，他还在“三•二九”起义前致函加拿大域多利埠致公堂书中报告中说：“此间诸事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起义失败后，黄兴在致加拿大同志书中所说：“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一得手，则以次续起。”可见对于湘鄂这样的地方，黄兴当时并未给予特殊注意。后来宋教仁等觉得在广东、广西起义不一定好，因此他们就提出来在长江流域起义。1911年，上海建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划在长江流域进行武装起义的一个领导机构，但是长江流域范围太广，横跨的省份较多，究竟在哪里起义合适呢？宋教仁等人也没想出一个主意。

　　所以我这里还要说一说武昌起义为什么能够成功。

　　武昌起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武昌的革命党，武昌起义的领导人都是革命党，也都是同盟会成员或者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重点是在武昌的新军当中作了组织发动工作。

　　当时中国武装力量最强的军队是在北京，由袁世凯所训练的一支叫北洋六镇的军队，这是当时中国最强的武装力量。第二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武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训练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有一镇一混成协，这个镇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一个协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一镇一协完全采用欧洲的军官来训练，用的也是洋枪洋炮，而且汉阳有钢铁厂和兵工厂，在汉阳可以制造枪炮，另外武昌、汉阳还有武器弹药的仓库，这些都是掌握在军人手中，当时这些军人叫做新军。新军和清朝原来的军队是不一样的，清朝本来的军队叫八旗，有满八旗、汉八旗，还有蒙古八旗。清朝正规的军队叫绿营，但是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也都随着清王朝的腐朽而日益衰落，完全不能打仗。太平天国起义时绿营根本不能打仗，所以后来就产生了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到淮军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洋枪，但是操练方式却是旧式的。而新军则是完全新式的军队，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完全按照现代军队“军、师、旅、团、营”的格式来编制，武器也都是新的，所以叫做新军。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考试，很多知识分子没有了出路（那时的知识分子就只能凭科举考试才可以出来做官，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地方绅士，成为一个地方有权势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选择留洋，去日本、美国和欧洲留学，没有条件去留洋的，也没有条件做官的就选择当兵。中国古人历来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那时当兵并不是件好事，但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只能参加军队。这样一来，军队中加入越来越多的小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新军的文化水平。过去的旧式军队都是农民，不识字，只知道打仗，但新军中的很多士兵都识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且看到了清朝末年朝廷腐败的种种现象，就会产生变革的想法，产生革命的愿望。一些同盟会成员在新军里头做工作，把武昌新军中相当一部分人都组织到革命队伍当中。据统计，1911年1月，武昌革命党人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文学社主要在新军士兵和学堂青年学生中发展成员，起义前已达3000多人。此外，新军的士兵有枪，掌握着弹药库，所以他们就弥补了孙中山在沿海起义、在海外买枪买炮再运到内地来的不便缺陷，所以武昌起义就是这样一群革命党人组织发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