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私有经济的发展到辛亥革命爆发(2)
辛亥革命网 2012-03-16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余少镭 查看：
南都：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体制转型，它的内在动力是源于它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袁伟时：对，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新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自然就要战胜旧的生产方式。大家都知道要富国强兵，要做到民富国强，一定要发展新型企业，经济方面也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要解决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1905年开始正式打出预备立宪的牌子，那么多年了，1910年，各省的谘议局成立是省议会的雏形，为正式成立省议会做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形态，各省都要成立起来，成立起来以后呢，谘议局也还不完全是民选的，但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些士绅们批评政治，监督政府，意见很尖锐的。谘议局成立以后，各省的谘议局马上就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一个谘议局联合会，他们就向清廷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国会。所谓“立即”召开，就是在1911年开国会，实行宪政。这个意向为什么那么强烈呢，就因为清政府虽然讲预备立宪，要改革官制，要成立内阁，但口惠而实不至，而官员的腐败又非常严重。那就是说，清政府既没有能力，又搞专制、腐败，大家当然就要提出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民主的话，应对国内外的事情，都不恰当，都会失误；官员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国家的强盛，要达到民富国强这个目标，是没有保障的。你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民富国强。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民族矛盾。满族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很多总督、巡抚都是汉人，比满人多，但是，清廷始终对汉人提防，让汉族的士绅分享政权不是那么彻底，不是按民主原则来处理。总是把满族、蒙古族排在汉族前面，这一条引起汉人很大的反感，那就要解决一个民族平等问题。很多革命党人，甚至保皇派，大量用清兵入关时的一些暴行，比方说“扬州十日”啊、“嘉定三屠”啊等等，提醒民众不要忘记民族矛盾。这个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爆发革命，当然就有很多人响应了。
南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改变，首先转向支持民营经济。可是我们看到，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一开始却是因为清政府想把民营集资的路权收回。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倒退，让革命党人有了发动革命的借口？
袁伟时：义和团事件以后，各个省都成立了很多民营铁路公司，可是进展很慢，各个地方铁路的进展都很慢。其中呢，四川这个铁路，主要是修川汉路，四川本身要修铁路，成渝铁路，进一步修到重庆，到湖北汉口，整条叫川汉路，它这个是集股的，基本上是在四川按照田亩入股的。但是管理这个铁路公司的士绅很腐败，贪污浪费很厉害，铁路根本就没有进展，不但这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进展非常慢。像粤汉路，是三零年代才全线贯通的，那个盛宣怀上台做邮传部尚书，交通部长，他出于好心，想加快铁路建设，提出一条政策，就是“干线国有”，但本身又没有资金，他就要借外债来收回这些干线，想加快干线建设。但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铁路公司腐败，只能按照公司自理，尊重股东权益，推动自行解决，不能越俎代庖。
南都：也就是说，出发点是好的？
袁伟时：对。因为企业腐败只能通过本身去解决，政府一插手就忘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政府来办官僚企业，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再加上当时一收路权的话就是两种利益的冲突了。那些士绅，他们的账是查不得的，见不得人，见不得人就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闹事，起来闹事的时候，当时四川的总督对群众示威，采取镇压的方法，开枪，杀人了。当时的川汉铁路督办是端方，他是管铁路建设的。他带了一批新军进入四川，保路运动一起来，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强调要和平解决，不要镇压。但是四川总督已经镇压了，杀死人了。另外一方面汉口那边又闹事了，那边也有革命党人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装配炸弹时爆炸，结果被官方发现，抓人，他们就不顾一切要起义了。起义一爆发，跟随他的新军，本来里面就有革命党人了，就要杀他。端方倒不是由于他直接镇压保路运动，他没有镇压，是四川总督在镇压。
南都：端方后来结局也比较悲惨。
袁伟时：对啊，砍头了。
南都：照你刚才说，清末新政总的来说是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的。
袁伟时：对，到最后关头，引爆了保路运动，那就是应对群众运动不妥当。这个问题很大，处理不好，就给了革命党机会，结果革命就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