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瞭望》 作者：刘巍 查看：
《瞭望》：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何现实意义？
章开沅：孙中山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五权分立”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
孙中山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
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瞭望》：你认为“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在百年之后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
章开沅：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由此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今天，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他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含，我们理应给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好的纪念
《瞭望》：2011年，中国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人如何加以纪念？
章开沅：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继承辛亥革命遗产就是最好的纪念。民主共和的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思想我们都需要继承。
辛亥革命有很多遗憾。当时曾把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比做美国的华盛顿，这是人们的历史期望，但也是历史的大误会。要引导中国人前进，要有一批大智大勇的人，真正有担当的人。
《瞭望》：2011年，中国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百年也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前行？
章开沅：近五百年历史，西方文明兴起。所谓近代是从人类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人发现了自己，人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从此穿越了千年的中世纪。但另一方面，人类力量的增长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布及世界，科技决定论引起了人类诸多共同的问题：战争、资源的浪费与耗竭。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类正在毁灭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也有可能最终毁灭自己。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不能置身其外，而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求得改进与化解。
具有世界视野的孙中山早就提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要统一起来。未来一百年，中国人不仅要做国家公民，还要做世界公民。
现今人类的文明危机空前深重，但是，我们不应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正如《国际歌》所反复咏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