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瞭望》 作者：刘巍 查看：
辛亥革命爆发，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但瑞澂并不是腐败官僚，他是个积极推动改革的人。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正好在武昌，他有忠君思想。在认识到君主制不能解决问题后，他也顺应历史潮流，剪掉辫子，认同民国。他拥护袁世凯。但当袁世凯称帝时，他没有选择附和。这就像刘少奇所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
他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从宏观意义上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瞭望》：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但民主与共和没有真正实现，孙中山、宋教仁、梁启超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但他们都失败了。比一国政体转换更重要的转变是什么？
章开沅：民主、共和不仅是政体的变革。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南美、印度的政体变革，但其产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国体比政体更重要。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政体的不同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地位的变化，这就是民主实现程度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讲，表面上的政体变化不是太难，但负责任、有成效的变革不容易。但这并不说明，民主、共和的实现就是遥遥无期的。历史表明：权力不能没有限制。无制约的权力必将走向腐败。同时道德制约的力量实在有限。
“民生主义”是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
《瞭望》：你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仍会给今天带来新的启示？
章开沅：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有所开创，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
中华民族作为近代一个民族的称谓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当时对少数民族了解不多，所以提出“五族”。“五族”实际并非仅指五个民族。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20世纪初年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
我近年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