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年话沧桑：新中国后30年站在前30年的(3)
辛亥革命网 2009-07-01 00:0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记者 王广 王建峰 查看：
正确地总结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未来发展还面临哪些“坎”，还要解决哪些难题？
金冲及：往后的发展，我讲不好。我们是过去的知道得多；对未来，要多由你们年轻人来谈。但是，以往的教训对以后都是有好处的。过去有人讲到“大跃进”，说不要回避，要总结教训。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怎么总结教训？现在很多总结给人的印象就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神经病，在那里胡来。要是这样总结，那么现在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不就天下太平了吗？这样永远也总结不到什么教训。
在我看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还有区别。我在复旦大学待了18年，长期和知识分子待在一起。对“大跃进”，当时大部分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兴奋的。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民族的心理。中华民族过去曾创造过那样先进的文明，但近100年来给人踩在脚底下，所以中国人都希望重新奋起。现在我们政治上站起来了，经济上当然希望发展得快。讲快，很容易得人心，引起共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例如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讲三到五年取得胜利。我当时是地下党员，觉得很难实现，但确实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物价飞涨，面对这个烂摊子，毛主席讲三年恢复，十年建设。国民党时期解决不了通货膨胀问题，到了1950年3月，物价就稳住了，三年恢复如期做到。朝鲜战争时期，大家都捏把汗，怕惹火烧身，但三年后美国就签订了停战协议。一次一次，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事，最后都做到了。“大跃进”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特殊阶段。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产生了特定的思维方式，认为难事总是可以做到的。毛泽东也强调，只要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另外，从毛泽东本身来说，一些严重失误也同他后来变得骄傲，听不进去不同声音有关。要总结经验教训，这些才是真的经验教训。这些事情，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就是希望快，听到GDP增长得越快心里越高兴，民族心态就是这样。当然，今天不是“大跃进”那样的特殊阶段，但是当我们顺利发展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可以一直这么发展下去。讲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大跃进”如果仅是情绪的发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对这些问题，我看以后还要小心。
中国的历史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它的环境、人们的心理、民族的性格，确实要好好总结。这是有好处的。
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公共知识分子
记者：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界颇为流行，对此您怎样看？
金冲及：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我认为，一切都是发展的过程，历史从来是切不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刚才谈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有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在内。对历史虚无主义，就不做太多的评述了。
谈到后现代主义，究竟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界看来，好像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一切都要解构，一切都要拆散，究竟要弄出个什么东西来，谁也不明白。我想这大概是赶时髦。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史学界曾经有“老三论”的说法（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1986年，我和戴逸、章开沅两位同志到澳大利亚去。国外学者问我们当前中国历史学界的状况，章开沅就讲现在流行这“三论”。澳大利亚的学者说对此闻所未闻。我当时也找过两本这方面的书来看，也不完全看得懂，比如系统论要用许多数学模型，是非常复杂的。但一些人只是简单地搬过来几个名词，什么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文化子系统……讲了半天用了许多词，我没有看到对问题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少。北京师范大学的龚书铎先生跟我讲，学生说请人给我们讲讲“三论”吧，他就找人来系统地讲，一开始坐满了人，两次、三次就没有人了——听不懂。后来又有什么“新三论”。我常常发现，在西方有什么东西，过几年在中国也就流行起来了。当我们这里流行时，在西方那里已经过时了。
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有一个“坏”习惯，比较喜欢务实而不大会务虚，我宁可多读点史料，弄清楚事实是什么。我们到西方参加学术会议，他们一流的学者倒更愿意跟我们这样的人谈，因为我们对中国历史材料等还是熟悉一点，对问题的理解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光跟着西方那些“理论框架”跑，是不行的。还是要先看史料，当然又不能停留在史料上，既要学，又要思。所以，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出发点都是想搬一个什么时兴的理论过来。最近有些人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看举出的历史学的几位，史学界的朋友大概会觉得比较陌生，因为他们似乎不大肯花那种笨功夫。如果这种功夫不下，讲得再头头是道，那些东西用不了多少时间，也就烟消云散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