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遗产的接续与超越——1924年《周恩来年谱》中的辛亥元素考察(2)

　　5 辛亥前史的重叙：9月7日与《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

　　5.1 “九七”国耻二十三周年

　　《周恩来年谱》9月7日条记载：为纪念“九七”国耻日二十三周年撰写《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所谓“九七”，指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德、俄、日、美、法、英、意、奥、比、西、荷十一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日子。选择这一天撰文，是对既有国耻纪年的借用：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写，日期本身就是理由。

　　5.2 文本细读

　　文章回顾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剖析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

　　这段论述的构造是三层递进：第一层确认敌我关系不可调和，排除妥协的心理空间；第二层把民族生存问题直接转化为“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任务；第三层给出实现路径，并把国民革命的内涵拆成对外联合与对内革命两项，其中“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这一表述，把军阀明确定位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力量，从而把反帝与反军阀焊接为同一件事。

　　5.3 “辛丑—辛亥—国民革命”的因果链

　　更重要的是文章的时序设计。1901年的《辛丑条约》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前因：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才有1911年的武昌起义。周恩来把“辛丑（1901）—辛亥（1911）—国民革命（1924）”连成一条因果链：辛丑的屈辱孕育辛亥的爆发，辛亥的半途而废呼唤1924年的国民革命。

　　这是年谱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辛亥元素，因为它出现在辛亥之前。但恰恰是这一前史的补写，使辛亥不再是一个孤立的1911年，而被放进一个Long Game里：用“九七”讲“为何必有辛亥”，用“双十”讲“辛亥未完”，两端夹出1924年他自己的站位。国耻记忆与革命记忆由此被接成一个连续体——没有辛丑之辱，辛亥缺乏必然性；没有辛亥之起，国民革命缺乏来源；而国民革命的出场，则被写成这条长链上唯一还能收束全局的环节。

　　6 辛亥人物的收束与超越：孙中山北上前后

　　6.1 辛亥正统的最后一次收束尝试

　　11月10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十月下旬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和平统一问题，本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三日由广州启程。周恩来时在广州，对北上的立场是支持。这一立场需要放在辛亥人物的维度上理解：孙中山是辛亥唯一还活着的总统级符号，他的北上意味着辛亥正统试图最后一次收束全国局面。支持北上，就是站在辛亥正统继续发挥作用的一侧。

　　6.2 《中山北上后之广东》：尊孙而批右派

　　但支持并不等于无条件背书。12月31日撰写的《中山北上后之广东》，揭露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离粤北上后“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以及“久困在广东的各军阀”“群思向外谋更大的发展”的野心。这篇文章的处理方式是双轨的：一方面，孙中山作为辛亥正统的人格载体仍被尊重，北上仍被视作正当；另一方面，辛亥党人内部已经在腐烂，右派攘夺权利、军阀谋求扩张，都被明确点出。

　　这种“尊孙而批右派”的结构，是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内保持独立判断的典型位置。它既不放弃辛亥遗产所提供的合法性，又不让这份遗产遮蔽对现实力量格局的分析。辛亥人物的元素在此表现为继承与超越并存：继承的是正统，超越的是对正统承载者的无条件信任。

　　6.3 黄埔政治部与铁甲车队：补辛亥之短

　　超越不止于言论。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职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建立正常工作秩序，部内增设部员，分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任职；政治部负责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举行学生政治讨论，出刊物、办墙报、教歌曲；他同时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校内的中共党组织。同月，他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分别由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担任，党代表与政治教官由廖乾吾、曹汝谦负责，队员由各地调来的工人、农民、青年充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这两件事的意义，要对照辛亥的短板才能看清。辛亥革命依靠新军与会党，未曾真正发动底层，也未能建立一支可由革命者自身掌控的武装力量。政治部制度解决的是“军队为什么而战”的问题，铁甲车队解决的是“有没有自己能调动的枪”的问题。用共产党掌握的政治工作与武装组织，去接替辛亥党人已经守不住的共和底线，这就是超越的具体形态。

　　6.4 《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

　　12月1日撰写的《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对国民党右派操纵广州市长选举、将广大工农群众排斥在外的做法提出质问，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固国民党宣言所郑重承认者也”，目前做法实为“违党义破坏民治也”；同时指出“革命之国民党中确有一大部分不革命，违党义之做官发财人物”，“其于革命运动之扩大，工农利益之拥护，漠视乃属必然之势”，呼吁革命的工农阶级“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

　　这里的论辩技巧值得注意：批评的尺子不是共产党自己的纲领，而是“国民党宣言”所承认的“中坚”。用对方承认过的原则来质问对方当下的做法，是统一战线内最经济的批评方式。而结论落到“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则表明批评之后的出路已不在国民党之内，而在工农自身的组织之中。

　　6.5综合：辛亥元素的分布与机制

　　把上述各条按时间排列，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辛亥元素在1924年的分布密度与形态转换。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条线索。第一，辛亥元素在1924年不是偶发点缀，而是贯穿全年：1月与6月完成遗产的接续，9月补写前史，10月完成动员与行动，11月至12月完成超越。第二，形态随任务变化：当任务是取得合法性时，辛亥以遗产形态出现；当任务是动员群众时，辛亥以记忆形态出现；当任务是建立自己的武装与组织时，辛亥以被超越的对象出现。第三，三种形态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先承认辛亥，再解释辛亥未完，最后动手做辛亥没做成的事。

　　因此，1924年周恩来年谱中的辛亥元素，不是“纪念辛亥”四个字，而是把辛亥写成一条未断的河流：辛丑是源，辛亥是潮，1924年的国民革命是潮头。他借国民党一大接住孙中山，借10月10日改写纪念场域，借9月7日重叙因果，最终在黄埔与铁甲车队里，把辛亥没有拿到的东西——彻底的反帝、武装起来的工农——自己造出来。

　　结论

　　本文考察表明，辛亥元素在1924年的周恩来那里，是一套被主动使用的政治资源，而非被动接受的记忆负担。它以遗产、未竟之业与记忆节点三重形态，分别解决了革命合法性的来源、革命任务的界定与革命动员的时机三个问题。借国民党一大接续孙中山，是把辛亥遗产转化为组织接口；借10月10日与9月7日两个日期发言，是把辛亥记忆转化为动员日历；借黄埔政治部与铁甲车队建军，则是把辛亥未竟之业转化为共产党自己的实务。

　　由此还可以得出一点方法论上的观察。这一处理方式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功劳观：不另立新历，不抹掉辛亥功劳，也不把辛亥的未竟之业当作前人的失败来清算，而是把它接成自己当下的实务——建军、建党、建农工线。功成不必在辛亥名下，但功成必定从辛亥接着走。对理解早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统一战线中既保持独立性、又获得历史正当性而言，这一实践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样本：革命的正当性不是靠宣告一个新的开端获得的，而是靠把此前未完成的开端做完获得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以年谱条目与同期文本为依据，属于对一个人、一年的个案考察。辛亥元素在同期其他共产党人、其他年份中的表现形态是否相同，仍有待更广泛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