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化人襄助蔡锷将军革命护国探略

　　蔡锷将军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即云南重九起义；二是四年后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为国民争人格”，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其实细研蔡锷将军光辉的一生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与湖南新化人的关系极其密切，新化籍同志朋友多，得到新化人的支持力度也最大。

　　新化县，为湖南省中部一山区县，地处湘中群山绵亘之中，历来为古梅山蛮聚居盘踞之地，开发较晚，但辛亥革命时期一扫先前那种沉寂偏隅之局面，思想界异常活跃，文化领域人才济济，海外留学生多，民主革命志士多；新化籍志士铁骨铮铮，对辛亥革命贡献巨大，相继参与了武昌首义、长沙光复、攻陷南京、宝庆光复、护国运动等重大活动；先辈们革命热情高，为革命千方百计筹款，往往毁家革命，不计个人后果。同盟会成立后的早期，在日本东京和上海就有陈天华、曾继梧、方鼎英、高霁、卿衡、谢介僧、谭人凤、谭二式等37位新化志士相继加入同盟会（见1996年版《新化县志》），接着，邹永成、刘鑫等在新化县城率先秘密组织成立同盟会分会，在宝庆府河街岭建立秘密机关。新化因同盟会会员数量多、能量大，被称誉为“同盟会员荟萃之乡”。新化县政协文史委于2016年组织编写的《新化辛亥人物》一书中就收录了69位新化籍辛亥革命志士的资料。而这些先进的新化人中，许多又与蔡锷将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交集较多，对蔡锷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后期护国运动都起到了巨大的支持襄助作用。

　　一、蔡锷早年与新化有深厚的渊源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东之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家里穷，无力供他读书，后来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13岁考中了秀才。蔡锷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毗邻当时同属于宝庆府的新化县，又都属于大梅山的范畴。因同处在一个州府，同乡之谊使之与新化人之间接触机会多，甚至蔡锷早年还得到了新化籍进步人士的资助和扶持，自然他对新化人的感情也更亲善。

　　清末，辛亥革命先驱谭人凤在新化县永靖团福田村（现属隆回县）兴办福田小学，采用泰西教法，开发智力，开设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开创湖南新学之先河，是当时地方上第一所新式学堂，学校名誉极高。学校并对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家境贫困的特优学子，减免或不收学费，而蔡锷的姑妈就嫁在原邵阳县隆回巡检司司门前，地近新化县永靖团鸭田村，因此蔡锷曾在福田小学就读了半年时间，与隆回的彭笃哉、彭岳选等同学，是谭人凤的得意门生，福田小学之骄子。

　　蔡锷少年时期在宝庆府就读，新化县大同镇（今属新邵县）著名乡绅周辛铄（字叔川、辛亥革命先驱）正奉行“教育救国主义”，认定教育为救亡“不二法门”，对人才培养尤为注重，对稍可造就之聪颖青年则游说其父母资送入校，对贫困者解囊相助。有一次他到宝庆府办事，听说蔡锷聪颖异常，有“神童”之誉，特专程走访蔡锷。他出上联:“十岁孩童游泮水”，蔡锷对下联：“万国衣冠拜冕旒”。周辛铄甚为赞赏，当得知其家境贫寒，则“资之颇巨”。

　　二、与戴哲文结为至交

　　1898年，因蔡锷老师樊锥是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为当地劣绅所不容而被聚众揭帖驱逐，蔡锷也不得不随老师离家来到长沙，进入长沙时务学堂求学。那时，梁启超、谭嗣同、樊锥等都在这所学堂教书，给了蔡锷很大的影响。新化苍溪人戴哲文也于1897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同学，因两人都来自梅山，性格相近，性情相交，一直都是至交朋友。当时，谭嗣同、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教习，大力倡导维新思想，蔡锷、戴哲文深受其影响。次年，戊戌政变，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长沙时务学堂被迫解散。戴哲文与蔡锷前往武昌，准备入两湖书院继续学习，却因曾是时务学堂学生被拒门外，两人又前往上海报考南洋公学，未被录入。戴哲文邀蔡锷回到新化苍溪山戴家凼一起研习功课，戴家是当地财大气粗的巨贾大户，蔡锷就在戴家住了三个月，后应梁启超之邀，前往日本留学。

　　1902年，戴哲文受蔡锷影响，也东渡日本，与昔日时务学堂旧友蔡锷等会合后，积极投身各种革命活动，并准备自费入校就读。

　　1903年，黄兴由日本返回长沙，约集同志组建华兴会，并秘密联络哥老会准备举行反清起义。戴哲文按黄兴指派从日本购置大批军火押回长沙，并成为华兴会骨干。其后，戴哲文在长沙、宝庆、新化诸地与谭人凤、周叔川等联络会党，经营革命活动，发展革命组织，而此时，蔡锷受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请，正出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还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事务繁杂，急需助手，他多次函邀戴哲文前往襄助。戴遂前往桂林。抵达桂林后，戴哲文协助蔡锷办理随营学堂及陆军测绘学堂各项事宜。在此期间，不少湘籍志士奔赴广西，“或为学生，或为教员，或派司役，或为商贾，或任党务，类皆戴哲文与蔡锷所布置”。随后，戴哲文与兄长戴哲人及申少艺、蔡松恒、毕同书等集资组建兴安造纸公司，通过造纸为革命赚取经费，并以造纸为名掩护同志前往云、贵一带联络会党，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1907年，黄兴准备在广西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与援助，戴哲文与黄兴奔走南洋，积极筹款。并与各国领事接洽，在外交上争取各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革命。准备就绪后，他们率部由越南边境攻取龙州。黄兴、谭人凤负责指挥战事，戴哲文主持筹晌事宜。由于后援物资源源不断，前线进展顺利。9月10日，戴哲文由越南赶往桂林，就商于蔡锷，积极争取广西巡抚张鸣岐的支持。张电令龙济光停战，革命军胜利进占龙州。谭人凤高度评价了戴哲文在此次战役中的功劳：“如果不是截哲文回广西运动省城之兵，联络蔡锷一起内外交攻，则龙州不可破。”

　　当时戴哲文已患重病，但他置生死于不顾，与蔡锷筹划军事，呕心沥血。蔡锷得知戴哲文二哥哲明、弟弟哲勋在解运枪支途中，因劳累中暑猝死，戴哲文妻子肖氏也患重病的情况后，劝慰戴哲文，你这样“舍身救国，濒死不顾，于你本身有何益？于家人又有何益？”戴哲文回答道：“我非病一身一家，实病一国也。革命十余年，起事四、五回，费饷数十万，大事未成，死不瞑目。你及同志，好自为之，以复我大汉河山，庶可告无辜负于先烈。”1907年9月20日，戴哲文因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而病逝，时年28岁。

　　蔡锷亲自护送戴哲文兄弟3人遗体运回湖南，归葬新化洋溪高田祖茔。戴哲文妻子肖妹英，系洋溪小浪村人，与哲文结婚数年，尚无生育。经蔡锷建议，以戴哲人次子戴思浩（名景山）为戴哲文继子。丧事办毕，戴思浩与蔡锷同返广西，继续学习。他在讲武堂毕业后，又前往湖北陆军中学继续深造，并在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颇具劳绩。民国建立后，经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申请，国民政府追认戴哲文为烈士，入祀湖南烈士祠。

　　三、广西和云南时期得到新化人的大力襄助

　　早在日本求学时，蔡锷一向与陈天华、曾继梧、曾广轼等新化籍血气志士走得比较亲热；在广西和云南操练新军及进行革命活动时期，更与新化籍仁人志士打得火热。

　　1903年蔡锷以优异成绩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不久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04年，受广西巡抚李经羲信任和倚重，聘请到广西军事部门任职近七年。1911年春，他又受已升任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和倚重，到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而当时朝廷往广西派进了大量湖南官员，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为了防止广西本地力量拥兵自重，因此湘人迁桂者甚众。蔡锷利用这个机会，大量邀请湖南同乡入桂，与他相友善的新化人此时大量进入广西。

　　曾广轼是宝庆府新化人，留学日本警官学校时与蔡锷相识，两人一同参加革命活动，遂成志同道合的挚友。曾广轼警官学校毕业后，经蔡锷推荐到广西创办警察学校。曾广轼到广西后，又向蔡锷推荐了老乡谭人凤入桂。谭人凤本来就与蔡锷有一段师生之谊，又“因广西与湘有密切之关系，且随营学生多同乡俊彦，可资联络”， 于是于1905年6月谭人凤“带罗儒烈、彭笏卿、邹元和三学生”，赴桂。谭人凤 “询悉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与松坡、叔式（曾广轼）、梅霓生（梅尉南）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颇幸遇合非偶”。10月下旬,革命党人唐镜三、李燮和等准备在宝庆（邵阳）举事,谭人凤闻讯后决定由桂返湘襄助。临行前，谭人凤对蔡锷说：“万一不能寝息，势无可为，还当直趋广西求救济。”蔡锷满口答应，并与郭人漳赠其手枪二十枝，郭人漳派卫兵四人，荷枪护送，蔡锷亦遣学生岳森与谭人凤同去。谭人凤走后，蔡锷“日夜率学生操演行军，准备以待”，得知事败消息后，又派曾广轼前去再邀谭人凤返桂待机，令谭人凤“心甚感焉”。后来，曾广轼参加同盟会的事情暴露，广西巡警准备前去抓捕他，蔡锷获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曾广轼，并送他一匹马，使他得以逃离桂林回到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