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

　　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及其大会宣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新的里程碑，他的革命生涯和救国事业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贯穿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精神。与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相比较，新三民主义有了质的飞跃。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较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较笼统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这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内容，其基本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相一致，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成为实现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积极推行扶助农工政策。1924年7月28日，他出席广州市农民联欢大会发表演讲，勉励农民组织起来同革命政府合作，做国家的主人翁。会上，他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赤脚农民走了好些路赶来广州参会，深受感动并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5564页）。同年7月，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曾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首届学员毕业典礼，勉励学员深入农村，将农民组织起来同革命政府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和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强调：“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卷，第5623页）。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是他长期以来紧随历史发展潮流，为探索救国真理孜孜以求的必然结果，充分显示了在他身上所突出表现的那种永远进取，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懈追求的伟大气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也是符合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的，因而得到了中国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拥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其中，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就以充沛的热情参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殚精竭虑，希图加强国民党的战斗力量。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记录，1924年1月31日，毛泽东曾和孙中山、廖仲恺、林伯渠、谭平山、瞿秋白、李大钊等人一起出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在讨论中央委员分配各地问题时，毛泽东被分配到上海执行部。2月1日至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都参加了。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毛泽东虽未参加，但会上讨论的10项提案中，有4项是他提出的（《杨天石评说近代史：崛起与北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得到了中国广大爱国者的赞同。著名科学家高士其忆述，1924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主要的议题，是今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应怎样适应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救国、救亡工作的新形势而奋斗。会议开了3天，最后一天我们就坐轮渡过江直往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大门口警备森严，进入大厅，我们或立或坐地分围在讲台面前，还有其他的首长和来宾们。孙中山先生穿着黄呢军服，没有戴军帽，他的脸上笑容可掬，红光满面，端庄严肃，气宇轩昂，神采奕奕，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鬓皆白，而声音洪亮。那时候广州天气炎热，他一面用毛巾擦额上的汗，一面作手势，发表长篇演说，历时3个钟头之久”。演说的重点是“新三民主义学说，以及他的国共合作，共同打倒军阀救亡的主张”。“讲者讲得津津有味，听者听得入神，激动得热泪盈眶。青年同学们都极力鼓掌、欢呼，孙中山先生频频招手致意。”高士其印象深刻：“这时大元帅府里工作繁忙而紧张，北伐军正蕴酿着北上讨伐，厉兵秣马……就是在这个形势下，他第一次接见了我们这批青年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心中说不出有多高兴……回到北京清华园，当即召集全校部分师生、职工，报告了我们南下的详情，并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的救国主张，受到普遍的重视”（《高士其自传》，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创建黄埔军校

　　国民党“一大”临近闭幕时，孙中山曾庄严宣告：“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他特别强调：“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接着，他就以新的战斗姿态，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

　　孙中山吸取了以往借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力量来开展斗争，结果招致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决定仿效俄国，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1924年4月4日，他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民国建立以来，无日不处纷乱之中，推原其故，实由革命不彻底。欲谋中国太平强盛，必须贯彻革命，而革命须倚仗军队。同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在广州着手组建著名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卷，第5410页）。有亲历者忆述，黄埔军校用以教练学生的各种武器和用以编练部队的轻重武器，都是苏联供给的。学生入伍初期，操练用的步枪都是一些杂牌枪，以后逐渐改用苏联供应的日本三八式步枪、俄式七六二步枪、重机枪、轻机枪、驳壳枪等，“这样，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步兵武器都学会了”（《黄埔军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本着组建一支革命军队的精神，黄埔军校吸取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一改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战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外，还设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如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不平等条约等。曾是黄埔军校首期学生的徐向前元帅忆述，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黄埔军校》，第63页）。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其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

　　这些政治课程，主要都是由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这样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讲授的，他们为培养一大批革命的军事人才和骨干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黄埔军校的创办，是孙中山努力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开始重视建设一支革命军队的明确体现。军校的创建，对巩固当时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之后的北伐，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基础。

　　平定商团叛乱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令列强惊恐，其勾结中国的反动势力，加以阻挠和破坏。1924年5月始，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密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同年8月，广州商团暗中向香港德商洋行订购各式长短枪9000多支，子弹300多万发，分装1000多箱，雇丹麦商轮悬挂挪威国旗，由比利时经海路偷运广州。孙中山闻知，当即下令缉拿扣压这批军火。商团恼羞成怒，公然以罢市相威胁，列强也为其撑腰。8月28日，外国驻广州领事团会同英法海军士官为商团事件商议，决定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和警告。与此同时，英国两艘军舰从香港驶抵广州珠江江面，直接施以武力威胁。

　　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公然挑衅，孙中山毫不畏惧，针锋相对与之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也给予声援。8月20日，中共中央《向导》周刊就商团事件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反革命的广州商团武装是“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卷，第5620页）。9月1日，孙中山为商团事件发表对外宣言，揭露并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反叛政府逆谋发现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为之后盾。”明确指出：“此次之叛乱指挥之者，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势力之机关之代理员，而英国之所谓工党政府者，乃以轰击恐吓中国政府，使不能以武力平乱，以维持其存在者也。”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卷，第5650、5651页）。

　　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气焰嚣张的广州商团竟然于10月10日广州民众举行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的游行时，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开枪袭击游行队伍，惨杀革命群众，并构筑工事，封锁市区，蓄意扩大暴乱。商团的武装叛乱，令孙中山极为愤怒：“今商团竟敢开枪屠杀庆祝革命纪念之学生与工人，残忍无法，举世所无。此可忍孰不可忍！对此野蛮举动，实非法律所能收效”（《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3页）。他当即采取果断措施，下令调集军队和工农武装围歼商团，平定叛乱。10月15日凌晨，各路人马分五路发起总攻，仅几个小时，就一举摧毁了商团的巢穴，陈廉伯逃往香港。平定商团叛乱，清除了威胁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祸患，巩固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觉悟了的工农群众是最坚决、勇敢的革命力量。此前的几次讲演中，孙中山就曾热情地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自卫军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时他已迫切地要求立即成立一支由工农群众组成的革命队伍，作为革命的骨干力量。他指示，来自苏俄援助的“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29页）。

　　国民党“一大”后的孙中山，已开始找到争取和保障革命胜利应走的正确道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