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强则国强”——论黄兴的强国思想和主张

　　1988年12月29日，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先生在由湖南省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中指出：“黄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的爱国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1]林先生对黄兴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黄兴是辛亥革命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和革命党人、全国各族人民合力革命，推倒了清政府，终结了中国的封建帝制，缔造了中华民国，开辟了中国共和民主的新纪元；袁世凯谋叛民国，残害人民时，黄兴又同孙中山一起掀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尽管黄兴非常谦虚，说自己“虽平生誓愿牺牲一切，贡于国家，而事与愿违，动辄贻误。”[2]但诚如孙中山在1917年4月14日《祭黄兴文》中所言：“今日中国不可无此人。”他说：“是非得丧，本无足论。公弹一生之心血，历二十余载之艰辛，身涉万险，政经三变，国势犹如此”，“起四千余年之古国，挽四百兆涣散之人心，是犹赖公在天之灵。”孙中山说：黄兴一生，“为众所瞻仰，远迩所震惊”，“国家所尊崇。”[3]

　　黄兴虽不获长寿，只活了42岁，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奉献精神和影响，正如蔡锷所指出：“克强舍身为国，功在天下后世。”[4]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黄兴生活和战斗时的中国，我们今天纪念黄兴是要弘扬他爱国强国的精神，发扬他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的坚强意志，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一

　　记得，黄兴的战友田桐在《英雄模范》书中说过，人格、气概为青年的真正价值。他说：“人格者，最光明，最磊落、最英伟、最卓荦之雄物也，具此则人生之基础立，使之进行而无阻碍，天下可赖以主宰，人心可赖以支配，人类种种之幸福，可赖以增进而靡穷。”人类社会有英雄，也有小人，而“社会中之小人、弱人、庸人者、无人格也。”“社会中之霸者，非学者，非文人，非才子，非实业家，乃人格也。”“人格者，开扩运命之健将也。有人格之人，由黑暗而入光明，由逆境而出乐界。”“无论才能如何高尚，学问如何优良，只缺一霸气二字，即成为无肠之槁人而已。”“然霸气之处，不可不更有侠气。霸气者，伟大的也；侠气者，善良的也。”霸气、侠气者，即人的气概之优尚者也。史家之所谓为大英雄，则为大侠者。[5]

　　黄兴诚如田桐所道是一位具有霸气、侠气的英雄人物。他怎么样成为英雄？又如何地锻造自己的英雄本色？则是我们应该重视研究和他遗留给当今时代青年学习、效仿的宝贵精神遗产。

　　伟人之所以为伟人者，最珍贵的是有独立自尊之精神，不屈不挠之气节。黄兴抱持宏伟之志气以出世，而以终身救国救民为理想。他终生不渝革命，创共和、支持正义、功成不居、为强民强国、奋战不竭；正由于他具有临死不忘强国情的崇高人格，便镕铸了他的爱国情，报国心。

　　孙中山、黄兴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爱国者，他们都提倡改良人格，立志救国救民。孙中山说：“想中国改良成一个好国家，便是想得有一个机会，令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这个方法是在什么地方呢？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变人格来救国。”[6]只要“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当然进步。”[7]黄兴与孙中山有同样的看法，他也高度重视国民的人格对国家的影响。黄兴没有强调用人格来救国，但在他的讲演中谈到树立高尚人格对于建立文明中国的主张则不少。他认为：“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凡隶籍中国者，应各有爱国之热心”，“国家之权稍有损失，则必起而力争”，但国家对于人民，“首在制定宪法”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让人民有管理国家的权利，有言论和各种政治的合法自由，“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8]所以，黄兴认为，要巩固国家的基础，善建国者，必须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坚持国权与民权、人权的统一，反对以所谓的国权去干预或削弱人民的民权和人权。中华民国的建立，由专制而造成共和，民国的现象日臻良好，但要建设好国家，“非政党不为功”。政党的本旨在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并随时代的变迁，以图匡济。但黄兴又指出：“大凡改革之后，党派蜂起，必有大党全力维持，如能一致进行。设小党互起，是非不一，精神不固，断难免扰适之祸。所谓大政党者，必党员均有责任心，以改造为精神，以爱国为前提，其党德乃日高。”[9]所谓党德也即是作为一个参政党的党员必须要有高尚的品格，要有道德心。为此，黄兴认为，为解决国家建设问题，必须加强对国家政治力量的研究，既要吸取外国政党政治的弊端，又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发展问题。

　　1912年10月28日，国民党鄂支部在汉口大汉舞台举行欢迎黄兴大会，场内外数万人，黄兴在会上作了演讲。他说：“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领导革命运动，其目的、性质和手段都纯然是为破坏的。今日民国成立，建设伊始，时势已迥不同，即目的不得不改变。今已各党合并而改为国民党，则为了建设一个国民的国家，本党对于民国建设事业当取如何之方针，则不可不借鉴先进诸国。欧美各国已成为完成之国家而能代表共和政治者，仅法、美两国。我国近数月政党勃兴。然而，政党太多，于政策之进行不无妨碍。”“欲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只有政党将自己的建设主张，发表于国民之前，使全国人心有所趋响，而后得多数国民同情，政治进行可免障碍，国家之发达亦于此基之矣。”他又指出：“今日民国之政党虽多，然有精确而伟大之政策者极少”。所以，黄兴认为党同人一样必须具有党德，有高尚的品格。所谓党德、品格就是领导者是要为人民服务，甘于清贫，不是压迫者、掠夺者，而是与人民共苦的奋斗者。只有这样的党方能光辉发达，否则亦终归失败而已。[10]

　　由上述可见，黄兴的强国建设主张包涵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二，国家的领导者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必须具有崇高的道德和品格，依法治国，必须按照宪法及其他法律保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第三，治国靠政党，政党要按照自己的宗旨和政策争取人民的支持。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只有先进的人民才能建设先进的国家，只有伟大的政党才能带领和指引人民建设伟大的国家。所以，黄兴认为，只有人民的觉醒和人格高尚，以及掌握科学，具有很强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民共同努力才会有国家的富强的人民的幸福。“民国之民必有国民资格，民国以国民为重，民强即国强”。[11]黄兴对于人民、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便说明他的强民强国思想，既有对外国建国经验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实践体验，非常的全面和深刻，表明他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理论有较多的研究和思考。

　　二

　　孙中山说：“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换一句话说，“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12]民族是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久而久之，自行自愿而融汇起来的人类团体，它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用武力征服和强迫得来的，所以民族具有维系民族团结的“血缘”和文化因素，它会自然认同。而国家由国民构成，是由不同的种族、不用的文化、不同习俗、不同的地理历史土壤的人共同构成的政治团体，所以国民对国家有一个相互认同的问题，也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追求和理想的问题。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及国民对自己的国家的态度，则是一个情感的归属，国民随国籍的改变也决定他与这个国家祸福同存，因此他也必须具有爱国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国民义务。所以，国民要有国家思想，无国家思想，便无国民资格。孙中山说：“亡国人世界无地位”，[13]“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14]惟有第一等的国民，才能造成第一等的富强国家。这也是黄兴所说的，只有民强国家才会强，只有民富国家才会富，只有民富国富国家才会真正富强的本质所在。然而黄兴也强调，只有国民具有爱国心，将国家的一切事件，都群策群力，尽心办理，国家才会富强，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

　　国民如何才会强？近100多年来，中国的许多先进文人都在探索，都在研究，也都在奋斗。

　　国民包括城市乡村士、农、工、商，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各阶层，涵盖中国的东、南、西、北、中广大的地域，历史土壤不同，国民的素质不一，要将这广大地区的中国国民强大起来，这是一个历朝中国的统治者都深感头疼的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但不如此，则没有中国的未来，更加不会有人民的幸福和文明发达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