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黄兴与教育及科技的三则史料的发掘

　　众所周知，关于黄兴的研究中，他对教育与科技的思考及活动，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缺乏直接的、详实的史料。笔者近年有几项发现，未曾发表于学术刊物，知者论者似不多。借此次纪念会良机，予以正式公布，并稍加评注。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正。 　　

　　一、民国元年黄兴领衔呈请创立明德大学 　　

　　黄兴留日学习师范，终身对教育未能忘情。1903年3月胡元倓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陆续聘用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为教师，如黄兴、吴禄贞、周震鳞、张继等。黄兴在学堂主持了师范班。11月4日，他们在这里成立了华兴会。1905年该会在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首批参加的还有留日明德师生姚洪业、宁调元等人。 　　

　　1、黄兴赴京与多位名人共署呈教育部文 　　

　　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大权后，黄兴任南京留守。这时胡元倓为了延续清末已到省外（上海、南京）开拓的明德学校高等商科教育，积极争取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认可和资助，这事得到黄兴的大力支持。1912年7月，正是孙中山、黄兴分别北上与袁世凯恳谈前夕，黄兴领衔，串联了张謇（前南京政府实业总长）、汤化龙（时任参议院副议长）、蔡锷、陈三立、李维格、赵凤昌、陈汉第、叶景葵、王璟芳、胡瑞霖、沈秉坤、谭延闿、龙璋、朱恩绂、黄忠绩、聂其杰、袁思亮、章士钊、梁焕彝、张式恭、章适骏、张辑光、陈介、李傥、龙绂瑞、胡元倓等人共同署名，当系由胡元倓拟就的《呈教育部请准拔款增设明德大学于汉口文》，全文（按：文前众人署名见上，不重复引录）如下： 　　　　

　　为明德学校增设大学，恭恳大部转呈大总统准拨前度支部核捐处饭银余款俾作基本金，以利进行，而规久远事。 　　

　　窃兴、元倓等于前清光绪癸卯创设明德学校，历办两等小学及中学，师范等科，理化专科，银行专科，法政别科。开办至今已历十载，毕业人数久逾二千。民国纪元，又开办高等商科、政治经济科、德法语专修科，毕业学生在九百以上，新筑讲舍增二百余间。西仿牛津，东步庆应，民校规模，国中似罕其匹。校风学旨，东南亦微有声。历年经费虽多数集之私人，亦间得公家补助。开始数年，兴迭主持校务。自时厥后，延闿等力任维持。即力薄如謇，亦曾勉助多金，藉表赞同之意。艰难支柱，得以至今。际兹国步鼎新，民气初振，扶成智德，以教育为枢机；促进文明，以学校为炉冶。元倓等既已殚竭绵薄，矢志于专制之年；自当益奋仔肩，负责于共和之世。惟学级递进而愈高，经费愈繁而愈困。民国肇造，建设需才，尤非急设各科大学，不足以应时世之要求而合世界之趋势。元倓等再四协商，湖南地处偏隅，非建设大学适宜之地。拟于汉口另建校舍，开办法科、商科、文科。一俟办理就绪，即行添设理、工、医、农各科。约计开办经费至少需四十余万，常年经费。至少亦需五万元。纯恃私人捐助断难应用。且学校无大宗基本金，则学科上之设备，必受财政上之影响。办理既难达完全之域，民校将无发展之期。前清学务之坏实由于此。元倓等身历前事，今欲续办大学为民国树之风声，岂可仍蹈前辙！但民力单薄，开办、常年两项经费纯恃捐集，已费周章。复何从集合大宗赀财以为基本。方今国家财政万分支绌，又岂可妄请国款以资补助！ 　　

　　兹查前清度支部核捐处，有饭食银两一项，所存余款，尚存二十余万两。此项饭银，前清捐输定章，随同正捐银征取，津贴堂司各官办公用费，及补助各种善举。其用途既不关乎行政，其性质亦实近陋规。现闻所存银两皆存大清银行。该行停止营业，此项饭银自难如数提出。与其徒有债权而无着，何若提此闲款以育才。元倓等窃思，当务之急，兴学为先。民校艰难，全恃补助。恳转呈大总统，俯念前此明德成才之众多，后此大学须费之浩博，准将此项饭银余款，全数提给明德大学作为基本金，俾利进行而规久远。为此缕呈，伏乞鉴核。 　　　　

　　教育部批： 　　

　　据呈已悉。该员等热心毅力作育人才，卓著成效，本部实深钦佩。所请转呈大总统，将前清度支部核捐处饭银余款全数拨给该校为基本金一节，仰候呈明大总统批示可也。 　　　　

　　大总统批教育部呈： 　　

　　据呈已悉，该校开办十年，成效昭著。肇造民国人才，多数出自该校。育德立功，全国攸赖。该校创始之际，经营惨淡。幸赖时贤之力，得有基础。当兹民国初成，培养应世之才，尤为富强首务。据称拟于汉口兴办大学，因时建设，规画宏深。查前清度支部捐纳饭银，原系正捐外附加之费，本有拨充善举之用，与寻常性质迥别。所请拨款给该项经费以充汉口明德大学基本金一节，应即照准。仰财政部照数拨给，以资办理可也。此批。[1] 　　　　 　　

　　2、搜访该呈文经过 　　

　　这份史料之所以珍贵，在于近30年来史学界聚各专家之力编成的《黄兴集》（1981年，收文近600篇）、《黄兴未刊电稿》（1983年，收文124篇）、《黄兴佚文一束》（33件）和《黄兴集外集》（2002年，收文474篇）都未刊登。我们是2003年为准备纪念明德学校百年校庆，查知上海图书馆藏有海内孤本《汉口明德大学年刊》（1922年），以往《明德校史》及其他回忆文章从未提及该刊具体内容，便委托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朱国玮复印寄回。从阅读中惊喜发现了明德大学的这篇文献，原属于独家档案材料，别单位是无从代庖披露的。时移世换，该年刊遂将其作为纪念学校成立十周年见证文物发表。 　　

　　3、几点述评

　　该呈文提供这样一些启示：以黄兴、胡元倓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培育人才，这充分体现了他们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他们洞悉中国政府行政运作之技巧，呈文通过蔡元培卸任、范源濂于7月29日继任之时，料想能得到鼎力支持；又使度支部的杂税陋规所存银两，派上正当用途，令可能的觊觎者无从置喙；这笔已因大清银行停业而潜藏的款项被他们发掘，其信息可谓灵通，不排除是熊希龄（时任内阁财政总长，以往胡元倓找他资助过）或其属下的同情人士所告知；此文呈报的时机也较为适宜，因袁世凯上台刚几个月，还必须笼络人心，敷衍南方革命党人，正好借支持兴办教育以掩其窃国复辟之面孔，乐得说些漂亮话，做个顺水人情。结果是在当年那样困难的国家公共财政条件下（袁世凯正授意熊希龄与六国银行团商谈“善后大借款”），以及胡元倓从私人处“罗掘俱穷”的困境下，黄兴等人巧施妙计，明德大学得以顺利诞生。这是中国第一家民办公助的法商型大学，迈出了赶超日本明治维新大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庆应学垫、后升格为国际有名的庆应大学的关键一步。事实上，胡元倓曾多次表示对福泽的景仰（见胡著《耐庵言志》等书），明德学校一开始就设想逐步建立各层次衔接的学制体系，象庆应学垫那样，从初小一直办到大学。福泽谕吉花了50年，而胡元倓在黄兴鼎力相助下只用了短短的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