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5)

　　不过，革命派在大多数场合，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而是透过灾荒，进一步寻求和揭示与灾荒相关联的种种政治因素，从而得出正是反动统治的"人祸"导致了或加深了"天灾"的正确结论。革命派认为，灾荒的根源，与其说首先是自然的原因，不如说更主要是社会的原因、政治的原因；自然灾害发生得如此频繁，难以抗拒，从根本上说来，是腐朽的封建政治造成的。这一点，孙中山讲得最为鲜明与深刻。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在孙中山以前，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人以如此敏锐的目光、如此深邃的思维和如此清晰的语言来分析和说明灾荒问题。革命党人在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实际上为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提供了具体的论证。例如，有两篇谈到黄河之患的文章，就指出："黄河北徙（按：指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后的黄河大改道），每一漂没，数十州县无墟落。虏廷吝财，委其事于疆吏，疆吏遂藉为吞款邀功之地，动以河工括民财"."虏清之治河，则驱逐农民，动辄数千万，以供官吏之指挥，急则湮之，缓则弛之。剜肉补疮，卒靡所益，费民财以万计，曾不能一年之安。"辛亥前一年发表的《论革命之趋势》一文，具体揭露了某些封疆大吏怎样贪污赈款，草营人命："江北巨灾，集赈款五百万，虏帅端方侵蚀三百万，又虑饥民为变，遣军队弹压之，示以稍反侧即立尽，于是饥民皆枕藉就死，无敢有蠢动者。陕、甘旱荒，至人相食，虏帅升允漠然不顾，十室九空，积尸成疫"."专制之淫威"使"人命贱于鸡犬","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民之死于无告者，其数尤伙。"这种声泪俱下的控诉，有力地揭示了封建政治的吃人本质。

　　封建统治者常喜欢宣扬他们如何"深仁厚泽，沦浃寰区",一遇灾荒，就蠲免钱粮，发帑赈济，似乎一片慈爱心肠。革命派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1903年的一篇文章写道："钳束之酷，聚敛之惨，而尤为世界所稀有。山西之食人肉，河南之贩人头，此二年前回銮时之真象也。……汝今犹曰：'自其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无不立沛恩施'者，自欺欤？欺人欤？"一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清政府赈灾的欺骗性，或者，统治者对灾荒根本无动于衷，不予置理："淫妇那拉氏南面垂帘，百般剥削，以供其游乐宴饮之资。拨海军费以修颐和，移大赔款以供庆寿，而于我民之水旱馑饥，毫不为之轸念。""倒行逆施，残民以逞，驯致饥馑旱干之罔恤，呼号怨怼之弗闻，声色狗马之是娱，土木兵戎之继起。"或者，象征性地拿出一点赈款来，聊以点缀门面："去岁（按：指1909年）粤省水灾，灾民流离，衷鸿稨野，再电乞赈，清廷仅饬部拨款十万。及西藏达赖喇嘛入京，每日飨其缁徒万四千两，十日之食，即足以抵一省之赈灾而有余。"那些少得可怜的赈款，也大多为官吏所侵渔："不幸遇岁之凶，流离于道路，物故者十八九。朝廷发帑藏，恒充奸吏之橐，然犹号之曰赈恤之善政。"总之，所谓赈恤，不过是封建统治者"邀弋美名"的一种手段，"而于贫者，未尝有澹足之益".

　　不仅如此，封建官僚与地主豪绅们还常常趁火打劫，利用灾荒作为升官发财的绝好时机。前面提到的贪污赈灾款项，只不过是花样繁多的发"灾荒财"的手段之一。革命派曾揭露说，受"黄灾"最厉害的山东省，那些"谋差营保"的官僚们，常聚在一处议论说："黄河何不福我而决口乎？"因为黄河一决口，他们就可以藉办河工，既私吞工款，又谋取保举，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偷偷地破坏老百姓自筑的堤防，人为地制造灾荒。所以山东有"开归道"之称，意思是黄河一"开",不少人就可以借此"保归道班"了。封建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往往在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下掩盖着见不得人的黑幕。按照清朝的"定制",只要勘定了灾荒，政府就要根据灾情轻重，确定对灾区的地亩钱粮加以减征、缓征或免征。但实际上，封建官僚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办法，使百姓"照例完纳田粮".1908年末出版的《江西》杂志就发表文章谈到这种情况："中国虽地大物博，迩者天灾流行，湖南之水害，广东之水害，重以各地蝗虫，歉收者众。民不堪命，转徙流亡，赈恤且患不周，加之以苛征，是为丛驱爵、为渊驱鱼'.而且，纳税时还要加上种种附加，"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所以邹容在《革命军》中悲愤地说："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政府是这样，作为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的地主豪绅，自然也上行下效，一齐向灾民们伸出罪恶之手。"岁五六月之间，民则有饥患，勿问前年之丰凶。前年丰，富人虑谷无良贾，乃写输于他需谷之地，所余于仓者少，至夏秋之交亦必腾贵。先岁凶，乃闭其仓禀以待贾，未中程，弗雠也。饥亟而祈勿死，则听富人所索，或萃而劫之，牵联入于刑者，又踵相逮也。"

　　上一节提到的1909年甘肃大旱灾发生时，曾经是同盟会员和南社发起人的高旭写了《甘肃大旱灾感赋》，其中一首差不多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灾荒问题上所作的政治讨伐的艺术概括："天既灾于前，官复厄于后。贪官与污吏，无地而蔑有。歌舞太平年，粉饰相沿久。匿灾梗不报，谬冀功不朽。一人果肥矣，其奈万家瘦！官心狠豺狼，民命贱鸡狗。屠之复戮之，逆来须顺受。况当赈灾日，更复上下手；中饱贮私囊，居功辞其咎；甲则累累印，乙则若若绶。四看饿殍余，百不存八九。彼独何肺肝，亦曾一念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