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新进展(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2 00:00 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1 年第10 期 作者：严昌洪 查看：
（三）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对辛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革命派及其领袖人物的政治心态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对当时广大民众社会心理、“反满”情绪的剖析，深化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及其原因作了重新审视，有人甚至对辛亥革命“失败说”提出了质疑。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以及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以商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团成为20世纪90年代近现代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的论著从“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着力探讨了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领域，使辛亥革命研究得以深化。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的一些人物以及革命对立面的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了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民国初年的法制改革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研究中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
部分论者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打断清末“新政”的进程，通过清朝的改革，中国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最终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论点引起人们对清末“新政”展开深入研究的兴趣。虽然多数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对新政的评价明显有所提高。过去史学界认为清末实行改革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一些论者不同意这种说法，指出清末“新政”具有客观的积极作用，它是“百日维新”所提内容的再现和发展，无论在力度、深度、广度方面都超过了戊戌变法。其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治国原则，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等等。（参见谢俊美：《“清末新政与社会变迁讨论会”综述》，载《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5（2）。）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不应因人而异，不能因为主持新政的主要人物是慈禧太后就加以贬低。（参见张连起：《论清末国策转移的背景和目的》，载《北方论丛》，1994（2）。）有学者推出专著对清末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预备立宪并非骗局，它“使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立宪派也“开了近代中国合法民主运动的先河”；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二者只是在斗争手段及政权组织形式上有重大分歧，但根本宗旨无二。（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有论者从对立宪运动和咨议局的总体认识出发，对立宪党人在咨议局中的议政实践作了初步考察，认为其实际效果固然微不足道，但却因此取得了大体上按照代议制原则和程序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并扩大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的政权建设任务提到日程的时候，既缺乏理论准备，又无实践经验的革命党人很自然地齐集咨议局，并遇事虚心地向立宪党人求教，心甘情愿地把关系政权建设的“民政”委之于立宪派。（参见吴剑杰：《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载《历史研究》，1991（3）。）清王朝作为维护自己“皇权永固”手段的预备立宪活动，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提供了政权建设的经验，这恐怕也是一种“种豆得瓜”的结果。关于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对改良与革命，或对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