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3)

　　1901 年9 月12 日，清政府正式命令各省编练新军。上谕说，以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命各直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张之洞努力将湖北护军营加以扩充。除护军左旗步队第四营调江南， 护军铁路第四营防护鄂豫境内路工外，统统改编为常备左、右2 翼，每翼步队2旗，每旗4 营；炮队1 旗，下分3 营；马队、工程队、辎重队各1 营。两翼共官兵7032 员。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特聘日本军事教习，“酌照日本陆军师团兵制”进行整编训练。张之洞编练新军，不是为了一般的“弹压缉捕”，而是“专为征战之用”， 意在借武汉这一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地位，把湖北新军建设成为镇压长江腹地各省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同时，在外患日亟的情况下，他练兵还为了“御侮”，因为他认为“若各省武备俱能渐臻强实，庶可戢外人狎侮吞噬之心”。他主张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才能御侮。何谓“劲旅”？ 他提出了若干标准，平素“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 将领必不能滥充”； 打起仗来，必讲求“临阵调度运用之妙，赏罚激劝之方”。他虽然不是军事家，但对于练兵之方颇为讲求。他制定了湖北练兵要义数条， 其中有：一、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二、人人皆习体操。三、各营人人操炮。四、马队不设马夫。五、营房力求整洁合法，宜于卫生。六、器械资装随身具备。七、待兵以礼。八、统带、营哨官皆亲身教练，不准用教习。九、将领、营官、哨官不许穿长衣。十、阅操之时，各官皆不许坐看。另有两条准备将来拟办，即，一、以后新募兵，暗寓试行征兵之法。二、鼓励更番退伍之兵。由于湖北新军训练较勤，军事素质较优，清政府曾令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将弁、兵目来湖北学习操练， 也由湖北新军派员赴各省“代练新军”，一旦有事，就调湖北新军赴外省征战“助剿”。如，1903 年广西会党大起义，朝廷应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请求，调湖北武建八营赴广西助剿。该军系1900 年张之洞开招成军，所派营哨官均系北洋旧部得力将弁，勇丁均挑选年力青壮、朴实勇健之人充当，所有营规操法迭经张之洞加意讲求，颇称严整。1903 年， 清政府成立练兵处。次年，张之洞经奏准在湖北增设营务处，参照外国及北洋练兵章程，分设参谋处（司运筹）、执法处（司军法）、督练处（司训练）、经理处（司军储）；拟再将2翼常备军扩充为2 镇（相当于师），每镇统步兵2 协（相当于旅），炮兵3 营，骑兵2 营，工兵、辎重兵各1 营。其中每协3 旗（后改称标，相当于团），每旗4 营，每营3 哨（后改称队，相当于连），每哨6 排，每排14 人。预计扩充编练成军后，2 镇官兵2.0625 万名，其中实有战兵1.9 万余名。为了向新军士兵进行思想灌输，张之洞在1905 年编写《军歌》，颁发所部“各营兵勇，令其熟读歌唱”。

　　1905 年1 月，铁良来鄂阅兵，对湖北新军倍加称赞，犒赏有差。年底，张之洞遵照练兵处章程扩编新军第一镇按奏定营制的饷章编练满员，为节省开支，减去杂项人员。因清廷和北洋都不愿张之洞拥有过大兵力，计划中的第二镇仅暂存番号，实际上只编步兵1 协，马队、炮队各1 营，工兵、辎重兵各1 队。为加强编练，撤销前分设的4 个营务处，新设督练公所总揽其成。

　　1906 年5 月， 练兵处对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部署进行核议，将湖北第一镇改番号为暂编第八镇，第二镇改番号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镇统、协统及以下官佐仍旧，共计官兵16104 员。1907 年，经陆军部考核，正式任命张彪为第八镇统制，统率步兵第十五协（下属二十九、三十两标）、第十六协（下属三十一、三十二标）、骑兵第八标、炮兵第八标、工兵第八营、辎重第八营。又任命黎元洪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统率步兵四十一、四十二两标，骑兵第十一营、炮兵第十一营和工兵队、辎重队。湖北新军于此最后建成。

　　湖北新军的两位最高将领， 一位是张彪，被人称为张之洞的“丫姑爷”，因为张之洞为了笼络张彪，把丫鬟收为义女嫁给张彪。此人胸无点墨，但在打仗方面可能有一套，成了张之洞的亲信。张彪在武昌起义时与革命军为敌，还是打了败仗，丢掉了省城，被清廷解除兵权，出走日本。后来在天津做寓公，曾让出自己的张园给废帝溥仪居住， 最后向清室表示忠心。另一位是黎元洪，被人称为“泥菩萨”，由于他为人比较厚道，个头有些矮胖，有点像寺庙里的菩萨，于是就有了个绰号“泥菩萨”。他在武昌首义后被革命党人推举为鄂军都督，以后的形势又成就他曾两次出任民国大总统。

　　张之洞所练湖北新军，募兵时尽可能吸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凡入伍新兵须命题作论文一篇。一面淘汰不识字的士兵，一面派士兵到陆军特别小学堂中轮训，使新军士兵识字者约占2/3，文化程度较各省新军为高，以便士兵较快地掌握新式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又较严格，讲求操法战术，故湖北新军士兵素质较好。有志之士纷纷乘机入伍， 在士兵中传播民主思想，革命势力乃益以树植。如，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便输送了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和会党分子进入新军。武汉新军驻防集中，从而加速革命思潮在士兵中广泛传播。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是湖北新军打响的。

　　本来是培养出来为巩固清朝统治服务的学生，训练出来保卫清朝统治的军队，最后却反而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张之洞办洋务，搞新政， 本来是为了挽救清朝摇摇欲坠的统治，谁知他的事业加速了清朝统治的垮台。动机与结果正好相反，历史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进错了门。张之洞的门生张继煦说他“种豆得瓜”：“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 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处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曾经担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语出惊人：“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