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永远的丰碑——读《湖北近代革命史》

　　湖北是历史悠久，地灵人杰的历史文化大省。从古到今，人才辈出，因此而有“惟楚有材”的美谈。近代以来，各路英雄豪杰，团结全省各族人民，为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为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湖北革命先驱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打响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第一枪，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屡建奇功，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追念湖北人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历程，为了缅怀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在头脑中构建红色记忆，我们必须用各种方式树立一座座永远的丰碑。

　　由陈昆满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湖北近代革命史》就是这样一座丰碑。这部洋洋70万字的巨著系统论述了湖北近代革命的历史，是一部对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有特色：

　　特色之一是主题鲜明，中心突出。一根红线贯穿全书，那就是湖北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精神。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中鹤峰县土家族军官陈连升率领六百湖北子弟在广东沙角抗击英军而壮烈牺牲、崇阳县秀才钟人杰领导反清起义而英勇就义、广大湖北民众参加太平军为反抗清政府压迫剥削而战，到20世纪初年湖北商界学界爱国人士的拒俄、反美和拒债保路运动;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推翻清王朝，到工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民革命的高涨，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湖北人民革命斗争持续不断，高潮迭起的历史进程在书中得到充分反映。

　　书中还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书用翔实的史料，铁一般的事实揭示，从前许多仁人志士为寻找救国真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抛头颅、洒热血，企图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面貌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中国，但结果总是碰壁，最后只得赍志以殁。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从失败走向胜利，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兴盛和人民的解放。本书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曲折发展的史实再一次证明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加深了人们对这一真理的认识。

　　特色之二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结合得比较好。革命史著作过去一般被认为是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政治性思想性很强，学术性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但读了本书后，觉得它很有学术品位。

　　第一，参加本书工作的撰稿人大多是在相关领域研究有素的学者，主编陈昆满先生长期以来系统研究过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战争的历史，其他人员多是湖北地方史、辛亥革命史、湖北党史等领域的专家，他们将多年来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融会到本书中，使各个章节都达到一定深度，与时下拼凑班子胡乱编书的浮躁学风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有此为基础，本书在体例上有所突破，既突破了一般近代史的框架，也突破了党史、革命史的框架，将两者结合起来，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大背景中展示革命斗争波澜起伏的一个个浪潮，视野开阔，气势宏大，不愧为重大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而且一改从前党史、革命史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反映较少的偏颇，从武汉远外围、近外围和城区三个层次的战场充分展示了武汉保卫战的悲壮场景。同时又从全局着眼，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打击日军以策应武汉抗战的事实以及在鄂中国军队策应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战役，这样就使湖北战场与全国抗战甚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联起来，避免了就湖北谈湖北的局限性，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之间的联系。

　　本书不仅注意到战争，还注意到建设，对豫鄂边区的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众工作作了系统论述，这在以往的革命史著作中是少见的。同时对湖北正面战场的大后方建设也用了不少笔墨加以介绍。这样的研究与写作，不仅贯彻了实事求是、忠于历史的原则，而且弥补了一些学术上的空白点。如，抗战时期湖北省政府迁到宜昌、恩施以后，对鄂西地区的开发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但以往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关注不够，往往语焉不详。本书从大后方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为今后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第三，本书在挖掘新史料方面也有较大收获。如，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历史，撰稿人利用了最新出版的资料《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出版）。还有如天门诗人刘淳关于鸦片战争的诗、监利人王柏心关于批评时政的《枢言》、《续枢言》、向訏谟《治国日记》未刊手稿本等和湖北省档案馆部分档案资料的利用，都是很有价值的。

　　第四，本书的学术性还体现在提出新观点方面。如，过去一般把花园山聚会视为湖北知识分子小团体的雏形，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本书指出维新运动期间的“质学会”是“近代湖北知识分子的第一个正式团体”，无疑使人们对湖北知识分子组织活动有了新的认识。对于1905年湖北的抵制美货运动与1911年的武昌首义有何关系，从前无人深究，而本书在考察了这场运动以后得出结论说：“这次运动积攒了民气，提高了人民的爱国觉悟，激发了人民的斗争精神，同时改变了商人群体的形象，为他们在日后开展立宪自治和保路运动，积累了经验，更有一部分商人从此投身到反满的斗争中。”对反美爱国运动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本书作者还注意在历史细节方面追求真实。如，过去一般著述均说1911年10月11日起义士兵将革命红旗插上了武昌黄鹤楼，象征武昌全城光复。而其实黄鹤楼在1884年已被大火烧毁，但由于武汉人有黄鹤楼情结，把别的楼也称作黄鹤楼。那么革命军的九角十八星旗到底插在什么楼上？本书通过注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辛亥年的黄鹤楼遗址区另有两个标志性的建筑，一是奥略楼，系1907年湖北学界为纪念张之洞晋京而建;一是警钟楼，系近代消防报警设施。据时人回忆和民初宣传画，武昌光复后，九角十八星旗插在警钟楼上。”类似的考证在书中还有一些，说明了作者治学的严谨。

　　综上所述，《湖北近代革命史》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特色之三是左图右史，图文并茂。本书前面刊出了40余帧照片，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湖北近代革命的进程，有些照片尚属罕见，弥足珍贵。翻阅这些老照片，不仅让我们走进历史的场景，加深对湖北近代革命史实的认识，而且让我们走近湖北近代的诸多革命伟人和英烈，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这也是一种红色记忆，也是一座座永远的丰碑。

　　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后人值得学习的教科书。今天正在从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我们应该认真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学会按科学规律办事，学会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并全心全意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伟业！

　　我想，这也是写《湖北近代革命史》和读《湖北近代革命史》的朋友最本质的心声。这也是笔者读《湖北近代革命史》的一点心声。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