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历史，历史的希望——读《中美关系史1(2)
辛亥革命网 2011-05-21 00:00 来源：《美国研究》 作者：熊志勇 查看：
在另一个并不直接关系到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此书也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表述。一般中国外交史书中指出，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一事是企图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和驾驭中国，并把这件事同建立“联合舰队”联系起来，视作50年代末中苏两国交恶的发端。然而，此书的作者认为“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是严重的”，尽管是严重的，但性质还是误解，因为苏联方面是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抗衡美日军事同盟。（第431页）苏联方面提出负担建设费用的64%，然后共同使用，而中国方面认为这就涉及到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问题，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求得到共同所有权，这妨碍了中国的主权。中国认为只有中方负担了全部建设费用，主权属中国，才可共同使用。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针对苏联。1972年初，在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之前，美方建议由于租用卫星的费用比较高，就由美方提供所需的通讯卫星，而中国在建设地面站方面提供协助。中国领导人则认为：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因此，中方要求由中国政府租用一颗卫星，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1958年的“长波电台”事件确是个误解。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把这个原则放到今天的现实生活来看，我们无疑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国际合作，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军事和高技术的合作就根本无法展开。再如果我们把这件事联系到当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我们就很难认为这仅仅是误解。此书提到在此事发生时，毛泽东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在谈话中历数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的不信任、赫鲁晓夫执政后限制先进技术的转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等等。由此，我们还能认为这起事件只是个严重的误解吗？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出了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并没有共同结论的问题：从什么样的出发点去看待历史事件？此书的作者无疑是要做到客观，而且的确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在一些小问题上。如一般人都认为50年代中期南越的领导人吴庭艳是美国的走狗或“亲美”。然而此书的评语是“吴庭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第355页）作者为此给出了大量的例子，如吴拒绝美国要求他参加协商会议的建议，根本不打算履行日内瓦协议的任何规定，要求越南的完全独立等，由于他的立场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对他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上述两个结论显然大相径庭。哪个对哪个错，我没做过研究，不敢妄下判断。我认为，对吴的评价可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国人从古至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不知道）都爱使用“亲美”这个标签，这是给一个人作反面的定性，或批倒批臭最容易的方法。但对学者来说，我们显然有义务把这个词的定义和内含搞清楚，然后再来使用这个词。
此书还对中国60年代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50年代后期，受到中国国内‘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倾向”，并指出中国领导人在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等问题上“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第461页）尽管人常言“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其他一些书除了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错误，往往避开或不认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内政对外交有什么影响。因此，此书作者的观点向研究中国外交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挑战。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历史作了如此详尽的记载就在于此书的作者们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材料和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新成果，如美国外交档案，包括已刊印的和未刊印的，还有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以及一些纪实著作。但留下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书名是《中美关系史》，但读起来更像是美国对华政策史，只有个别章节例外。这不仅是作者们的无奈，也是所有这个领域研究者们的困惑。书中有关亚非会议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章节内容又太细，读起来像是中国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出现这种不均衡现象的原因或许也是因为那种无奈。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人们也会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外界对待历史，归还历史与其真实面目的希望不会落空。
但是，书中个别地方的疏忽，如第16页正文最后一行“1950年25、27日”，几月？显然不能用客观原因来解释。希望在下一本中美关系史中不再看到这种遗憾。
书读完了，合上它，又看到书的封面。此书的中文名是《中美关系史》，而英文译名是PRC&USA（相当于中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这种差异显然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全书只把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当作问题来处理。希望有朝一日，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美国形成的特殊关系也能纳入中美关系史之中，使中美关系史能名符其实，是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而不需作特别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