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5)
辛亥革命网 2011-06-10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狭间直树 查看：
五
在上述新加坡事件发生的1年前左右，也曾围绕孙中山与刘学询发生过一件令人感到蹊跷的事件。此事件的舞台背景是东京。1899年7月10日，刘学询作为西太后、光绪帝的特使来到东京。副使为庆宽，一行共7人。从表面上看，此使节团的目的是“商务考察”，但内部的使命则据说是奉了西太后的密旨意图在“清日同盟”。（注：就刘学询来日的研究，以孔祥吉的《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最为详尽。我基本上依据于此，但就刘与孙一定进行过有关捕杀梁启超、王照之可能性的讨论一点所作的判断（第179页），我不能同意。此外，就“中日结盟”必须注意的是，“中日结盟”过程中向日本方面要求认同引渡康梁的意图。）8月31日离京，因此一共滞留了50日。7月26日虽受到明治天皇的谒见，也获得勋章，但在缔结同盟的事项上则没去取得丝毫成果。（注：有关“考察商务”的情节，刘的报告以《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的形式刊载，庆也奏呈了《敬陈管见六条》。）
与“商务考察”、“清日同盟”毫无关系的是，刘学询在东京曾避开外人于夜间几次秘密会晤孙文。有清楚史料记载是在7月27日的秘密会晤中，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访西乡内相，访刘学询一行。同也进而随孙文密会刘，凌晨一点归”。（注：《对支回顾录》下，第384页。当然，由于孙文与刘学询是广东香山的同乡，他们在甲午广州起义以前就曾是旧友，所以不需要个人方面的引见。然而，若会见清朝政府的特使，在手续上就或许没有那么简单。）宗方是刘学询来日的支援者之一，是适合扮演此角色的人物。可是，就会谈的内容，宗方并无所谈。根据《国父年谱》同日的刘学询访问纪录所载，针对刘所问革命之宗旨，孙的回答是“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对此刘的回复是“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注：陈肇琪：《总理史实访问记》，《国父年谱》上，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第三次增订本，第126页。访问记录是30余年后的1931年获取的，所以对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作了清晰的区分。当然，这一定是经过整理后的结果。可是，从孙文在翌年6月的两广独立问题上，以及9月惠州起义中欲推举刘学询担任“临时政府”“主政”（《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页）上看，此时谈话的基调是有关孙文之革命，刘学询虽不赞同，但表示理解，而且也有资金援助方面的内容。）
另一件有关刘学询对孙文有何所求的确凿事例是8月28日与刘学询会晤后孙文致犬养毅的书简。其内容为“今晚与刘学询会谈，彼欲于后日（三十日）朝八时来拜会先生，并欲顺候大隈伯，托弟先为转达先生，祈先达大隈伯可也。明朝有事复回横滨，晚当再来京，投宿先生之家，次早一同会谈也”。（注：《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7页。）
犬养是孙文的支持者，两者此刻的接触非常密切，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刘访问犬养时，孙当东道主，这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若仔细思量，则此事大为怪异。无论犬养毅或大隈重信都是日本政界的要人，清政府特使若要会见的话，无论从礼节上或效率上讲，都应通过日本政府的途径。尽管如此，刘却特意以作为亡命者的客居者为引见人，从刘的角度而论，他一定接触过孙，进而使孙意识到孙对于他来说的重要性。
从此短短的书简中抽取出如此众多的信息，似乎有些不妥，但由于目前可依据的第一手材料止此而已，所以若进而大胆说一句的话，便是孙文不仅积极地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直到刘回国的当日为止始终把握着说话的机会。因此，并没看到有关康梁暗杀问题的迹象。
六
然而，此刻却流行起孙文以暗杀康梁为条件接受刘学询革命援助金的传闻。日本驻沪领事馆官员松村（《字林沪报》9月23日号消息栏“密使之近状”）向本省发送的报告文书有如下记述：“刘向孙表示，若刺杀梁启超，计所立之功，刘以招抚之名（对于有前咎者招抚养之意）保举推荐之、必获得大权、然后相约作乱。以为孙有其党数十万，不易给养，故向刘索饷二十万两，以为起事之资。”（注：《外务省记录》，《刘学询庆宽来朝之件》。此史料之复印件从孔祥吉处获得，在此深表谢意。）这里说的是，刘学询请求孙文暗杀梁启超，而作为回报孙提出提供革命资金20万两的要求。暗杀对象限定在梁启超身上，是因为康有为已于数月前离开日本。不仅20万是个天文数字的巨款，而且孙文党羽10万（夸大至极）这个数字也不合乎逻辑，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资金运作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