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和辛亥革命(4)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立宪派，即：立宪派筹划组立全国会议团以统合各方民主建政。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职，是由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选出来的。之所以当选，也并非我们教科书所说的，有如华盛顿那样功勋卓著，众望所归。因为起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何来功勋？由于此前建政过程中黄兴和黎元洪两个人僵持不下，孙中山来得巧，打破了僵局。不过，这个大总统前面有一个定语，是“临时”的。还有一点是这个位置早已许人，“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已经许诺给袁世凯了。也就是说，孙中山这个总统地位十分虚弱，含金量不可和担任过两届当了八年实实在在的美国开国正式总统华盛顿相比。孙一开始就是一个“过渡”的总统，没有什么权。辛亥革命实际进程也不是按照同盟会原来的革命方略进行，全非孙中山所能掌控。选他的临时国会（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就于革命方略之外，革命党之前没有考虑开国会这个问题，是立宪派首先提议，由独立各省、各派势力通过协商成立的。而且在孙中山到来之前，临时国会已经开始运作，成为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公认的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响应，清朝土崩瓦解，形势发展非常快。各方精英都在商讨谋划如何筹组取代清朝的统一新政权。

　　首义都督黎元洪似乎最有当政资格，武汉先是按照革命党的原意图成立了鄂军军政府。11月7日，黎元洪即以鄂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各地的军政府发电征求意见。其思路是请各省承认首义武昌军政府的中央地位，并且派人来参加政府工作。黎还公布了由宋教仁、汤化龙等人起草的《鄂州约法》，为建政提供法律参考。这个《鄂州约法》摒弃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其设想是立即设立“三权分立”的联邦制政府。而且很快就有人响应，15日，云南都督蔡鄂即回电，表示同意，但他“主张建设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不同意搞联邦制。

　　我们根据现有史料的查考，在建立统一政权问题上，上海方面的酝酿似乎还早于武昌，而且思路不同。章开沅教授是辛亥革命的研究的专家，他早在1963年就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查阅了辛亥那年寓居上海的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告，从中的抄录原始资料，后人又补订成《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章教授在1986年写了一篇文章----《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指出：张骞、赵凤昌等立宪精荚，设想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机关。

　　武昌起义爆发时，寓居在上海的赵凤昌老人，召集游离于清政权之外的各界人士，来到他的家南阳路惜阴堂讨论时局。赵凤昌的政治阅历非常丰富，人脉很旺，与各方面人物往来很多，除了立宪派，他还联络革命党人，比如陈其美等，甚至包括清朝重臣岑春煊、熊希龄等，与北方袁世凯也有联系。经过与张謇等反复谋划，11月12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一个月后），即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都督陈其美的名义，公开发函，发起在上海设立“全国临时代表会议机关”，实际上就是临时国会。函文具体的内容如下：

　　“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政治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选派代表莅沪集议。”（《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第49）。

　　这个建议与同盟会建立军政府，首义武昌在鄂军政府基础上扩大的模式都不相同，其亮点就是仿照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派代表到费城开会，以国会为中心来统合一切，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也就是设立临时国会，以临时国会来筹组政府，而不是搞军政府。我们前面讲到“张园国会”，十年前沪上精英召开“国会”的情景，可以说还历历在目，对于如何召集国会，上海立宪精英是心中有数。于是，很快确定了集议的方法，要抓紧时间讨论一切。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拟成立的临时国会代表，各省咨议局和独立各省都督府一样，都可以举代表一人，对前清咨议局的代表资格毫不质疑。实际上，这时全国各省的咨议局都已经站到了革命一边，他们本来就是民选的，可以说其代表性更强。更有甚者，没有宣布独立的北方数省的咨议局，也可以派代表，这就使得临时国会更具代表性，能够代表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沪上精英还提出了会议大纲三条，其中第三条，对于清皇室的处置方法都已经考虑了。我们从电稿中可以看到，同革命党主张“打”不同，立宪党人注重“和”，他们规划国会，所议就是如何联络全国，保全中国，避免列强瓜分。特别是第三条“对于清皇室之处置”，就是要和平转移政权。

　    沪上精英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有能力收拾当前局面，所以就让曾在袁世凯幕府干过的常州人张一麐去游说，希望袁世凯掌握清政权后，以优待条件来促清室早日退位，南方则公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参与其事的黄炎培后来说：“武昌起义，一切策动，上海实为中心，其于袁，外有张季直先生，内有张仲仁先，自始即通声气”。张季直就是张謇，张仲仁就是张一麐。在当时革命烽火遍神州的情形之下,幕后的策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事态完全是按照聚集在上海的立宪派精英设定的路线进行的，同盟会的《三序方约》不起作用。

　　赵凤昌等人也善于团结各方人士。起先陈其美不同意咨议局可以派代表，后来被说服。之后由武昌赶来的宋教仁、汤化龙也加入谋划，于是他们很快拟定了文件，《拟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和《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以各省代表联合发起的名义公开发表，所列18个发起人里面既有革命派、立宪派，也有旧官僚。各派联合建政，而不是革命党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