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教授谈改革开放若干史事忆述(4)

　　胡乔木同志上任伊始，立即起草了一个“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上报国家计委，以便能将预算列入第二年的计划。设想中除了有要求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办公经费等项目外，还有要编写的一批基础性著作和一批要筹建的研究所，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后来在正式报告中，他将现代史研究所的名字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鉴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所领导和骨干，便临时找人凑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写作班子。这本书一直未能写出来，他又提议在近代史研究所里成立了一个现代史研究室，目的也是为今后组建研究所做准备。1982年，胡乔木同志为集中精力做好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辞去了社科院院长职务，同时向中央书记处建议，组织全国力量编撰一部大型丛书《当代中国》。这套书的内容为各部门、各行业、各省市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由中央宣传部部署，先后动员约十多万干部、学者参与编写，耗时十余年，陆续出版了152卷211册，总计1亿字，3万余幅图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胡乔木同志感到急需加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新中国历史教育，便和几位老同志一起，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向党中央写出报告，建议成立专事研究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那时，《当代中国》丛书的编撰出版已近尾声，于是便在丛书编辑班子的基础上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业务上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行政上由中国社科院代管。我是1999年底从中央党史研究室调到社科院并兼任当代所所长的，直到2012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关于胡乔木同志对当代史研究的意见，未见到有成篇的讲话和文章，但从他的其他讲话、文章的有关内容中，可以大致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主张。比如，当代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必须掌握研究的基本功，必须拓宽视野等等。对研究本身，他曾提出过当代史分期的意见，还就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作过具体分析。比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的关系，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关系，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关系，等等。我认为，胡乔木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对当代史研究，而且对党史研究和党的理论建设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战线的领导人，为中国当代史、新中国史学科建立付出的心血，是一定会被历史铭记的。

　　编：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长期从事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史研究，请您再谈谈研究中应当如何总结改革开放和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问题。另外，本刊辟有《改革史论》栏目，也请您就如何办好这一栏目提出建议。

　　朱：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我只想讲一点，就是现在改革开放史已经占到新中国史的大半，因此，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对改革开放史投入的力量也应当占据大半。然而，我感到无论中共历史还是当代史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上，对改革开放史用的力量似乎都不如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用的力量多。其实，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很多经验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例如，如何做到既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又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何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使政府保持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如何既改革政治体制、不使权力过分集中，又使党保持发挥集中统一的领导作用；如何做到既大量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方面的书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学界、戏曲影视界、音乐舞蹈界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贯彻党的“二为方针”；如何做到既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发挥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又保持社会的基本和谐稳定。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就包含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下大功夫深入总结。现在看，在经验总结的深度上，超过对改革开放前历史研究成果的还不多见。

　　在总结方法上，无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验，还是对治国理政的经验，我认为都应当注意把用今天眼光看问题与把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结合起来，把总结各部门各地方各领域的经验与总结全国宏观层面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经验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物质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验与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国内经验与总结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无论采用什么方法，贯穿其中的基本方法都应当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还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研究党史的“古今中外法”，“古今”是指历史的发展，“中外”是指中国和外国。用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贵刊辟有《改革史论》栏目，据说已坚持了数年，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改革开放史中有大量问题和经验，等待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科学解答和深刻总结。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前沿，很多做法和政策都是先在广东试点取得突破后推广到全国的。因此，《改革史论》栏目中可论的题目很多。例如，就全国范围来说，有一个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就广东来说，也有一个如何发挥省与市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发挥两个积极性，无论在新中国历史还是改革开放历史的发展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占有重要位置。像这样的题目，就是《改革史论》栏目可以大论特论的。我愿借此机会，祝贵刊越办越好，为广东乃至全国的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