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教授谈改革开放若干史事忆述(3)

　　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推进改革胆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稳。胆子大不是蛮干，蛮干一定会导致瞎折腾。”陈云同志曾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而且被公认为是行家里手，自然在“稳”字上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感到陈云同志那次谈话中讲的几条，都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必要的，而且也被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逐渐做到了。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大疆、比亚迪公司，就是几个最鲜明的例证。

　　编：据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连接上海与中央苏区的汕头秘密交通站是您从陈云那里知道后去参观的，当时有两处遗址马上就要被拆掉了，在您的呼吁下才得以保留。您能具体讲讲这件事吗？

　　朱：1982年初，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送来一份请陈云同志辨认的档案，是用钢笔写的，从内容上看关系到遵义会议的内容。他们说，事先已送给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邓颖超、伍修权等同志看过，都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想请陈云同志再看看。我等到陈云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档案送给他，大约过了一小时，他就把我叫去说，这份东西是他的笔迹，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过泸定桥后，受中央派遣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时留下来，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我把这个情况当即转告了中央档案馆，使他们喜出望外，也引起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的极大兴趣，又来信询问了很多有关遵义会议前前后后的问题。我根据陈云同志就这些问题同我的几次谈话，写成给征委会的回信，经他审定后发出，后来收入《陈云文集》，其中就涉及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的事。陈云同志回忆说，他和博古同志是1933年1月乘船绕道香港，再从香港到汕头，那里有地下交通站，由他们护送先乘火车后乘小火轮，到粤东北与闽西交界的大埔县上岸，然后由中央苏区派来的武装人员护送进入福建。说到这里，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细节，就是一路上他总问到没到苏区，直到有一天，护送的同志说到苏区了，于是他躺在地上，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

　　20世纪90年代初，我被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陈云年谱》编辑工作，需要搞清楚陈云同志20世纪30年代初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具体过程。为此，我查阅了一些档案，还访问过曾任民政部副部长、当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执行科科长的卓雄。他告诉我，那时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处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上海来的人都是经过汕头，由那里的地下交通员先送到广东大埔，再由他带的一支手枪队从苏区过来接他们，陈云、博古一行就是他去接的。他还对我讲了一些路上的险情，并说这条交通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获，前前后后走过200多位高级干部，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的。从那以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想有一天能亲眼看看汕头的秘密交通站，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进入21世纪后，我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每年全国方志办主任会议要在各地轮流召开。2011年，我提议会议放在深圳开，那里离汕头比较近，所以会开过之后，便驱车前往汕头，一下车就提出要看看地下交通站。当时负责接待的同志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刚巧有一位参与工作的区委宣传部干部知道，便带着我们去。去后一看，那一带大部分建筑已腾空，只见当年作为地下交通站的华富电料行所在的那座三层楼墙上，用白色油漆写了几个大大的“拆”字。我当时就急了，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的见证，现在所剩已经不多，千万不能拆啊！后来，当地同志又带我到当年以中法大药行汕头分号为掩护的另一处交通站参观，那里同样面临拆除的命运。

　　当天汕头市负责同志宴请，我趁机提起这件事，他们面露难色。后来我才知道，按照城市规划，那一带街区需要连片改造，而且是引进外资，已和外商签了协议，马上就要动工，很难改变了。但我认为，这条红色交通线和汕头的这两个交通站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包含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红色资源，也是难得的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保留还是拆掉，结果会大不一样。而且，汕头老城区是法国人按照巴黎城的样子设计的，街区改造不一定非拆不可，也可以修旧如旧。于是我四处呼吁，希望把这两处交通站作为市、省和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意见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最终得到了省、市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不仅把两处遗址保护了下来，而且还使它们先后被评定为市和省的两级文保单位；2019年10月，又在多方努力下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名录。据说那里现在已经布置成展览馆，开始接待游客了。

　　编：您曾担任过胡乔木的秘书，后来又兼任过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请您也谈谈胡乔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方面有过哪些思考？

　　朱：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抓全面整顿，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斗争，决定以胡乔木同志为首，在国务院组建一个政治研究室。我当时正在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也被调入这个部门，分配到理论组。调去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胡乔木同志等人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下，政研室发生分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未能恢复工作，直到1977年5月邓小平重新工作，情况才改变。一开始，先让胡乔木同志去主持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的写作班子，我从那时起做他的秘书，所以年底跟随他到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