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读书：“上医医国”与“商贾救亡”(2)
辛亥革命网 2020-03-16 20:3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胡新 查看：
己亥冬至庚子春，即2019年底到2020年3月，新冠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又扩及全国各省乃至于国外，武汉封城，我禁足于宅已然五十日，惟思虑、读书为务，现将学思小感呈献诸君，盼获指教。
中外古今不乏医国的上医，我举三个人为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这三位都是医者出身。孙中山在香港和美国夏威夷学医、行医，目睹清末国政的衰败，认为在医病之外更需医国，首次呼唤出“振兴中华”这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命题。他终身致力国民革命，给社会治病。鲁迅为了救治国民身体的虚弱，到日本学医。后来看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个给俄军当探子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戮，群众神情木然地围观，这给鲁迅以巨大的心理震撼。后来鲁迅撰文说，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身体再健康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便转而以文学医治国民精神的疾患，解剖国民性的病灶，成为一个医国的上医。鲁迅锋利的解剖刀指向过去以至当下社会的病灶。这是何等高超的医国之上医。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是个医生，他在行医过程当中，洞悉沙皇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其小说和戏剧，揭示国家的疾患，他的一篇小说《第六病室》，以一个医者深邃的目光，直击社会弊端，这也是医国。
孙中山、鲁迅、契诃夫，都是上医医国的显例。
在时下这场悲壮的抗疫战争中，涌现了一批由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医国，更没有宣称是治国的上医，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医国。下举两位医生的例子。
在2019年底，新冠肺炎已经发生并开始蔓延，当然还是处于疫情初期。相关部门未向社会报告疫情，对向公众透露疫情的医生加以训诫，指为“造谣”，其后果就是贻误了控制大疫爆发的黄金期。而民众由于不知情，便有四万人参加的百步亭万家宴，有百余万武汉人春节前走访外省外国，造成疾患扩散，数万人感染、数千人亡故，武汉等地封城。特别是武汉，千万人的特大城市，封城五十余天，这是空前的事情。各地停工、停产，国民经济损失数万亿元。这些严重后果的肇因之一，便是堵塞言路，这当然是一种国病。而我们的白衣战士犯难而行，李文亮等一批医生，早期发现新冠肺炎在传染，立即警示社会、向朋友报告。他们受到训诫、压制，但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在治病，也是在疗治堵塞言路的社会疾患。有人说，一个受训诫的眼科医生，其行为实际上是医治了千千万万双眼睛，让人们审视社会的疾患。李文亮等人堪称上医。
另外一例是钟南山院士。2019年12月31号、2020年1月8号，两批专家到武汉考察，都宣称新冠肺炎没有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治，将疫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麻痹大意。而钟南山1月18日来武汉考察，依据实际，宣布新冠肺炎人传人，疫情严重，应该立即封城。这才有武汉1月23号宣布封城。如无此断、此举，疫情的播散还不知道要严重多少。与那些不敢面对真实情況，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掩饰问题的人相比，钟南山反其道而行之，从客观事实出发，作出明智决断。这样才促成国家上下动员，发起全民性的抗疫总体战。钟南山、李文亮们的言行，昭显了从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上医风范。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于第一国际时期的一位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展开批评。拉萨尔崇仰“国家至上论”，认为社会和人民应对国家唯命是从，国家决定一切。马克思谴责拉萨尔的这种论调，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国家需要人民对它进行极严厉的教育”。不仅国家要教育人民，同时人民也要教育国家，而且是极严厉的教育。需要人民监督国家、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样国家功能才可以健全运行。马克思的论述有深远的意义。国家有管理社会的职权和功能，但是国家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国家同任何机体一样，都有可能在这种时候、那种时候发生病患，不会永远健康。国家有了病患怎么办？人民有义务、有权力参与治疗。古之医和、孙思邈，近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今之钟南山、李文亮，便是医治国家病患的上医。只有上医多起来，国家才能长葆健康，人民幸福才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