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杂萃（连载3）(2)

　　与卧龙山相距百余里的时荣桥的周叔川，常来卧龙山与谭人凤共商大计。卧龙山成为谭、周两人谋求革命的根据地（注：周淑川与谭人凤同为会党领袖，周叔川后被官府追捕，被迫东渡日本，病逝神户）。湖南《大公报》主编李抱一先生的父亲曾参加过卧龙山活动，为缅怀先父，李抱一先生曾亲临昔日之卧龙山，并题诗一首，缅怀先父之亡灵：“亭亭一茅宇，乃在山之陂，楹檐伤零落，旧迹殊瑰奇，斗酒聚豪侠，大义盟坛壝，抚景怀往昔，霸气犹在兹。”至今读之，犹可想见当年之盛况也。李抱一先生在《周叔川先生传》一文中说：“吾邑实行革命者，首推石屏叔川两先生。”后来，谭人凤又在宝庆府城分设一个山堂，先后吸收李燮和、唐镜三、李洞天等多人加入。

　　在私塾任教时，谭人凤常和邹价人等经常学习研讨《时务报》等新学书刊，眼界渐开，对时局特别关心，令当时以“抱部落主义自雄”的谭人凤幡然醒悟到：只有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族才有前途，慨然兴救国匡时、澄清天下的志愿。

　　1898年，谭人凤参加以维新为宗旨的不缠足会，并成为新化分会的董事之一。

　　1901年至1902年，谭人凤来到广州，与改良派的梁启超、谭嗣同相识，三人共同交换对社会的看法和主张，一致认为中国只有改良才有出路，当务之急是培养改良人才。后来，谭人凤知道改良派成为保皇派时，便与改良派彻底决裂，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改良派后来被慈禧杀害、镇压）。

　　1903年，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创办群治小学堂，自任校长。第二年，谭人凤为了联络洪门会党，响应长沙起义时，群治小学堂解散。

　　是年暑假，谭人凤召集洪门兄弟，研讨会党问题和会党口号，他明目张胆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要把现在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满清鞑子翻下台去，只有洪门兄弟有这个力量……希望大家一同负起救亡保种的责任来。但这是绝守秘密的事情，如果泄露出去，便将招致杀身夷族之祸，不可不慎。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山堂名义太多了，若不把名称、规章、行动统一起来，必然会被敌人如同吃肉一般一块一块地吞咽下去。我们现在规定湖南所有的会党，统一称为岳麓山道义堂（后改名为联合山堂）。我今提出八个字的口号，请各位牢牢记住，并请转告所有龙兄虎弟，一齐记住。这八个字就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

　　同年9月16日，谭人凤与黄克强、宋教仁、蔡松坡共同创立华兴会（该组织后来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力量）。

　　1904年暑假，华兴会的黄克强、宋教仁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谭人凤便加紧在会党中进行活动，发展组织。并与周叔川由隆回赴桃源，转辰沅、赴常德，到处奔走联络，席不暇暖。同年9月16日，华兴会发起长沙起义，但因事泄失败。

　　1905年夏天，应广西警察学堂总办曾叔式和随营学堂总办蔡松坡的电邀，谭人凤便带领三个学生去广西。到广西后，在警察学堂挂个文案名义，实际上是坐食客。后听说李燮和、唐镜三在宝庆起义，他喜不自胜，特意带学生岳森回来相助，半路上遇见唐镜三，才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了。

　　1906年1月6日，宝庆官方获释谭人凤是宝庆起义的谋划者和参与者，便派兵勇到乡里围捕，谭人凤迅速来到新化县令李定群家避难。李定群是谭人凤的学生，李知县冒险巧妙地保护了自己的恩师。兵勇围捕扑空后，清政府侦探冒充革命党人，从谭人凤幼稚的侄儿口中套出党的秘密，导致两位党人及其寓所的主人卢逢泰全家遭受重大伤亡。湖南已不能立足，谭人凤只好离开县境，经宝庆到长沙，在草潮门新化中学堂任监督（该校由罗永绍主办，罗跟人凤是私塾时的同学）。同年9月，谭人凤离开长沙去南京，再由南京到上海。沿途看到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受尽欺凌的惨景，他愤然写下：“闲抚七弦抒阮恨，声声怨恨四夷侵，一朵梅花卜天心，问几时可把四周租去地，收归故主人？。”这首诗的诗意是说：“悠闲时拨动我的七弦古琴，如同三国时阮籍抒发途穷之恨，声声怨恨来自周边的外敌入侵。手捧一朵冷艳的梅花祷告天帝，何时才能把各国的租界收归原来就属于自己的主人。11月25日，谭人凤偕谢介僧到达东京。其时适逢同盟会举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比谭人凤先到东京的唐镜三把谭人凤来东京的事告知黄兴，谭与黄兴相晤。再经黄兴介绍晤孙中山。12月3日，谭人凤加入同盟会。从此，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与谭人凤、黄克强、宋教仁、蔡松坡创立的华兴会和蔡元培、陶成章为首的学界人士组成的光复会联合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旗帜下，谭人凤偕宁调元、胡瑛等回国，策应萍浏醴起义，事败后重返东京。1907年，谭人凤入东京政法学校学习。

　　1908年，谭人凤到安南（今越南），协助孙中山、黄兴发动南方起义，之后又参与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和广州“3.29”等系列起义，但均遭失败。

　　1909年9月，陶成章纠合李燮和等8人起草发表《孙文罪状》，攻击孙中山。陶成章何许人也，他不但是光复会的核心人物，而且是同盟会的首领之一。成章恶箭，谁人敢挡；成章之谬，谁人敢驳。在这节骨眼上，靠骂出名的谭人凤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专函陶成章，为孙中山辩解：“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他光明俊伟，蔽履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劝其顾全大局，维护党人之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陶成章听从了谭人凤的规劝，停止了革命党人之间的分裂行为。

　　1910年6月，谭人凤根据同盟会组织松散的现状，请求孙中山改良党务，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但未能实现。鉴于多次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谭人凤决定组织力量，重整旗鼓。为了研究调整新的斗争策略，他向孙中山、黄兴提出建议：中国同盟会总部设日本，不利于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主张总部宜设上海，扩大影响，各省设分部。孙中山、黄兴同意了谭人凤的合理化建议。

　　1911年2月4日，谭人凤由东京抵达香港，当夜向黄兴、赵声询问广州起义计划，建议发动两湖响应广州。黄兴、赵声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谭人凤5000元往两湖的活动经费。2月5日，谭人凤离港赴两湖。2月23日，谭人凤对居正等谈响应广州起义之事时说，因黄先生与胡展堂（又名胡汉民）、赵伯先诸兄弟均在香港、各省同志毕集，决在广州起事。谋既定，款亦有着，最短期间当能实现，两湖宜急起响应。谭人凤来到上海，会见宋教仁，以3000元交郑赞丞。在武汉，他召见孙武、杨时杰、杨玉如，交给居正600元，又给孙武200元。在长沙，谭人凤召见革命党人曾杰、邹永成、刘承烈等，交给曾杰700元。这次长江之行，对推动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