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大学

　　以往学术界对孙中山的教育思想研究，主要关注一般教育思想，对高等教育思想着墨不多；或注重孙中山与某个大学关系的个案研究，缺乏对孙中山与大学关系的综合性考察。本文主要研究孙中山与大学关系的几个面相，以此探究在孙中山的思想认知和革命事业中，大学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以其丰富学界对孙中山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认识。

　　孙中山的大学演讲

　　孙中山作为革命伟人，是各大学争相邀请演讲的对象。较早邀请孙中山在大学演讲的是上海南洋公学。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抵达上海，赴任临时大总统前夕，曾抽空前往上海南洋公学，现场用英语发表演说，阐述了交通建设对振兴中国实业、巩固国防的重要性。

　　1912年8月，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会谈之余，孙中山参加北京大学等十余所学校在北京湖广会馆组织的欢迎会并当场演讲，勉励学生。不过，此次进京孙中山没有亲临北京大学。9月，孙中山应山西都督阎锡山邀请前往山西。山西商学两界在山西大学宴请孙中山，孙中山顺势发表演讲，称颂阎锡山和山西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1912年末，孙中山接受了广东岭南大学的参观邀请，在欢迎会上发表了《非学问无以建设》，鼓励学生追求学问，砥砺道德。

　　1913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并失败，流亡海外。其后，孙中山回国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一直忙于革命事业。直到护法运动失败下野之后，回到上海居住，才有闲暇到大学演讲。1920年5月25日，孙中山在沪江大学演讲《学生与政治，中国之改造》。他认为民国已成立九年但“政治仍然不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作为社会知识分子，需要承担起责任，“研究政治，实施政治，尽国民之天职”。同年，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南洋公学后身）演讲《十万英里的铁路》，阐述其铁路建设的宏图。

　　孙中山驱逐陈炯明重新回到广东后，曾到香港大学演讲。1923年2月，孙中山受到香港大学师生的欢迎并演说“革命思想发生之原因”。最后孙中山告诉学生，“必须效法英国，借鉴英国的好政治，移而行之中国各地”。其后，孙中山又多次到岭南大学演讲。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应岭南大学学生会邀请，偕夫人宋庆龄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发表《学生之立志与责任》的演说，论述古今人物名望的高大，不在于他所做的官大，而在其所做事业的成功，勉励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24年5月2日，孙中山第三次到岭南大学，应邀出席岭南大学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学习七十二烈士舍身救国的志气》的演说。他号召大家向烈士们学习，“应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

　　纵观孙中山在大学的演讲，其早年非常重视大学生在国家未来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时常勉励学生努力学习，以“学问救国”，但五四运动让孙中山看到了学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意识到学生群体的巨大力量。因此，五四运动后的孙中山在演讲中，更注重向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希望青年学生关注政治，或投身革命行动。他还曾向五四运动后代理北大校务的蒋梦麟去信，希望“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1923年4月，孙中山与北京大学学生王昆仑谈话，认为革命党革命和青年不可分，青年要革命需要相信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也要输入新鲜血液，改组国民党就是需要青年学生加入；勉励学生既要读书又要懂得政治，目的是“为了把国家弄好”。

　　孙中山对大学的资助和支持

　　孙中山曾经关注过几所大学的发展，并为此付出诸多努力，寻求各方对这些大学经费的支持，其重点帮助过的大学有中国公学、中法大学、上海大学和岭南大学四校。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公学董事张謇呈孙中山，将原上海道衙门抵押在源丰润号的款项移作中国公学经费。1912年3月，孙中山批示同意，命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执行核办。其后，孙中山下野，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该命令并未真正执行。1913年4月21日，孙中山以中国公学董事名义，与中国公学总理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周学熙，要求将上海道衙门抵押在源丰润号的款项移作中国公学经费。27日，孙中山再次以中国公学董事名义致电袁世凯和周学熙，认为中国公学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若停办，将有碍教育前途，并且贻笑外人，要求立即提取源丰润号抵押款项，或者另外拨巨款给中国公学。5月6日，孙中山又致电周学熙，称中国公学已欠款十万，要求让上海中国银行拨款，并再次重提源丰润抵押款项，请照前案办理。

　　岭南大学作为广东省内的高等学府，孙中山对其教育事业也颇为支持。1917年，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组织南方护法军政府，并当选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此时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鉴于学校财政状况难于维持，因此他向大元帅孙中山和广东省长朱庆澜要求援助。元帅府成立后，经费方面异常拮据，原因是广东财政为桂系军阀把持，只能靠借债及华侨方面捐款接济度日。元帅府所属职员，无薪可发，大家不分职务级别，一律每人每月只能领取到广东毫洋22元，仅供个人食宿之用，生活十分艰苦，但为了支持钟荣光办教育，孙中山最终捐了一笔款给岭南大学。

　　1920年1月，李石曾留法回国后造访孙中山，“详述法国之行推展教育事务情形”，期望能够得到国内各方的资助。因此，孙中山与唐绍仪联名请广东军政府补助李石曾等在法国创办的中法大学。孙中山认为中国在海外创办大学，对教育前途有利，并言“目前学校不全，人才难遇，实属有必要。特请补助三十万元”。

　　上海大学与国民党渊源匪浅，孙中山出于对国民党员从事教育事业的支持，最后经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申请，由国民党中执会从1924年1月起每月给予上海大学一千元津贴。但遗憾的是这津贴对于一所大学办学而言，不仅“少”而且不稳定，学校开支大，每月津贴一千元于上大而言“无济于事”。由于孙中山此时忙于北伐事务，无暇关注此事，其后上海大学要求增加经费的申请也没有得到广东的国民党中央通过。六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对上海大学的经费支持也停止了。

　　对于各大学学生的要求，只要孙中山能够做到，都有求必应。1923年1月4日，孙中山为南洋大学学生会所发行的南洋周刊题写封面。1924年3月，上海大学学生安剑平致函孙中山，请他为学生刊物《孤星》题名，孙中山应允题名并致函安剑平予以鼓励：“深切时弊，应本此旨广为宣传，以贯彻吾党之主张，而尽言论之职责。”

　　纵观孙中山对大学的资助和支持，主要集中于与国民党有一定关系的大学，或者对革命曾有过重要功绩的大学。这些大学在遇到困难时，也首先想到向孙中山寻求援助。不过，由于孙中山长期以来处于下野状态，自身能力非常有限，对很多大学的要求也无法真正满足。

　　孙中山投入建设大学的实践

　　孙中山一生曾亲自指导筹办两所大学，一所是国民大学，另一所则是中山大学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

　　1912年冬，孙中山在北京创办国民大学，推宋教仁为校长，政府核准在前清度支部余存饭食银两款项下，拨款8.45万两作为开办费用，另拨银元100万银元作为基金存入国库，年息6厘，每年利息6万元作为经常费。1913年4月，国民大学正式开学，设置大学文法商三预科、法政别科及附属中学。在宋教仁遇难之后，董事会推黄兴继任校长。二次革命之后，黄兴被迫离校，学校经费停发，开办费则被袁世凯收回一半，以致学校难以维持。1914年，经上海中国公学和国民大学两代表商定，两校合并，北京的国民大学改为私立中国公学大学部。

　　1919年9月，刘仁航来函建议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大学。上海当时汇集了众多各省求学者，刘仁航认为培养这些人才可以助于解决“县自治人才问题”。因此在上海开办大学可以“号召四方，有无数化身乃可推广”。但孙中山认为“此事必等大局定后，乃能想办法也”。可见其认为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创办大学培养人才的时机并不成熟。同年10月，张煊上书希望孙中山支持陈炯明建立护法大学，但孙中山态度未置可否。1920年3月，有学生联合会向孙中山提出设立西南大学的建议。孙中山答复学生联合会，西南大学应该设在广东，但其仍言“假令设立广东，则非广西军退出后不可”。此时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孙中山多关注于驱逐桂系军阀，将广东经营为革命大本营，以此重举护法旗帜。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东后，客军控制税捐，孙中山坐困愁城，加之有沈鸿英、陈炯明等势力的阻挠，孙中山基本无暇亦无力关注教育问题。因此，此时诸多劝孙中山筹办大学的电文都因政权未稳而没有下文。

　　1922年10月，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院发生风潮，程永言等学生决定改组学校并改名为上海大学，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孙中山曾经对该校表示过一定程度的关注。

　　1923年4月，因广东当局财政困窘，广东高等教育经费停发，学生向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孙中山请愿。孙中山称中小学经费将如数拨发，高等教育经费暂时无法发给，在经费暂停时期，大学生可以帮助政府服务，“宣传主义”以代替读书。所以当时广州中等以上的学校因为经费困难，多罢课停课。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也因为欠薪数月，陷入停顿状态。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日渐稳定，孙中山慢慢开始关注教育问题，但主要关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11月27日，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孙中山对邹鲁说：“你办教育，素来是很有经验的。历来汝对我说话常注意到青年，而且谈到教育问题见解亦很对，现在广东的教育不但濒于破产，而且未能接受本党主义，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1924年，孙中山命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国立广东大学，以邹鲁为校长。孙中山指定广东全省田土业佃保证局所有收入为该校经费，保证高等教育经费的独立。其后，为保障广东大学经费，孙中山多次发布命令，要求专款专用，其他部分不得占用。与此同时，孙中山将广东大学礼堂定为演讲三民主义的场所，定期亲临发表演讲，要求国民党员干部旁听。在演讲之余，孙中山还不忘视察该校校务，与校长邹鲁谈话。邹鲁还提到，在北伐的前一天，孙中山集合黄埔军校及广东大学学生训话，开口即云“文学生、武学生”，可见对这两校的重视。

　　显然，孙中山此时致力于将广东大学打造为一所与黄埔军校相对应、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政治建设人才的摇篮。事实上，孙中山对于国立广东大学的创建、办学均做到亲自过问、亲自解决学校办学困难，为此付出诸多心血。国立广东大学也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改校名为“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对于国家革命和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孙中山对于高等教育的认识是伴随其革命事业一步步变化的，且带有很强的现实需要性。尤其是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稳定革命政权之后，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在其革命事业的地位受其政权建设影响，由边缘地位逐步得到提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