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与辛亥滦州起义

　　王葆真（1880-1977年），河北省深泽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老。中华民国建立后，曾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第五战区顾问、国民参政会会员、冀察战地分会副主任等职务，因不满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同李济深、冯玉祥等合作，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任政法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在王葆真的一生中，策动辛亥滦州起义、弘扬辛亥滦州起义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舍学弃业 回国革命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孙中山先后在南方发动了十余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数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使同盟会领导人认识到，南方地区“由于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宋教仁语），于是同盟会开始注重北方革命的发动工作。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决定，派遣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会员，分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以北三路回国推动革命。作为官费留学生的同盟会会员王葆真，被推举为黄河以北这一路回国发动革命的代表。当时王葆真在日留学已近7年，一个多月后就可以拿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文凭，此时回国发动革命，就意味着学业前功尽弃。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前途命运面前，王葆真毅然于1911年4月回国，参加黄河以北地区的革命发动工作。

　　王葆真回国后先是在大连、沈阳、长春一带，以记者的身份从事策动革命起义工作。驻扎在沈阳一带的清朝第二十镇新军，是其策动起义的主要对象，该镇统制张绍曾已是同盟会辽东支部成员，但由于特殊的环境，王葆真和张绍曾还不知道彼此是同志。当时沈阳报纸曾报道过第二十镇的风纪问题，王葆真应张绍曾的邀请，到二十镇镇部同张绍曾见过一面，谈话中张绍曾表示“他同情革命，将来有机会，一定有所表现”。由于双方并不知道彼此是同志，所以王葆真同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的这次接触也仅停留在表面。

　　《长春日报》刊登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王葆真看到消息后非常兴奋，深深地感到自己所负责的黄河以北地区发动革命、响应武昌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再次到第二十镇，说服张绍曾，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完成同盟会总部交给的任务。

　　王葆真放下当时在长春的工作，准备到第二十镇镇部驻地沈阳，利用张绍曾这条线索，“去试试看，看他（张绍曾）是真是假（革命）。”但当王葆真到达沈阳时，第二十镇已经奉命离开沈阳，开赴永平府滦州，参加在滦州地区举行的新军军事演习，于是王葆真又马不停蹄地乘车奔赴直隶滦州，策动驻扎在滦州的清朝第二十镇新军举行反清武装起义。

　　冒险滦州 策动起义

　　滦州位于直隶省（今河北省）东北部，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重要。但是，滦州是畿辅重地，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区，尤其是滦州西部百公里外的天津小站，是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起家的地方，滦州也属于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地方，在这里发动革命绝非易事。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帝国主义国家在滦州、唐山（当时归滦州管辖）驻有军队，滦州境内的开平矿务局也被英国所把持，传教士活动遍及滦州。帝国主义国家对滦州政治、经济、军事控制非常严密，在这里策动革命阻力重重，险象环生。

　　1911年10月22日，王葆真秘密到达滦州，随即前往设在车站附近的第二十镇镇部，面见张绍曾。王葆真到达滦州的时候，武昌起义军已经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正在长江一线同清军激战，如果此时能策动驻扎在滦州的清军起义，必定会使清军腹背受敌、两线作战。

　　此时驻扎在滦州的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虽然拒绝清军南下镇压起义的命令，但却在滦州停军不发，驻足观望，另想对策。他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考量。此前，参加滦州军事演习的革命党人曾决定，利用清军在滦州举行军事演习机会，“暗带子弹，相机起义”，但由于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下令停止军事演习，参加军事演习的各路革命党人，未能同时会聚滦州，参演部队中途接到清政府电令，停止前进，只有张绍曾第二十镇的部分部队进驻滦州，革命力量明显不足。而且到达滦州的第二十镇官兵中，拥护和反对起义的“从违各半”。张绍曾深感势孤力单，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于是临机应变，拟定了“兵谏十二条”，准备上奏清政府。

　　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王葆真来到滦州拜见张绍曾，在第二十镇司令部见到张绍曾拿出的“兵谏十二条”，毫不客气地说“你的事恐怕要失败”。王葆真指出，“（张绍曾）拥军抗命，不赴急难，反而要求立宪，威胁朝廷，清廷接电，必然惊恐震惊，一面派大员来抚慰，使勿生变，一面引诱部属，分散力量，俟时机成熟，即行下令解职。”他进一步指出，“只有立即动员，直取京津，京津既无重兵防守，而且人心思汉，统制义旗一举，清军必致望风披靡……滦军已经反抗清廷命令，倘不及时举义，迨清廷布置妥当，将至措手不及。” 张绍曾听了王葆真的分析，似有所动。

　　次日，张绍曾邀请王葆真到司令部面谈，张绍曾盛赞王葆真昨天的谈话“是解决北方祸乱的关键”，他的君主立宪立场开始有所松动。但他又提出第二十镇官兵起义后的经费、起义军起义后挺进北京经过天津时可能碰到的困难（按《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不能从天津车站经过）等问题。王葆真听后，主动承担起了这些问题。

　　在王葆真的游说下，张绍曾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将本镇马、步、炮、工、辎重一律调齐，准备起义开进；第二，与吴禄贞所率协商，一致行动，以期必胜；第三，委托王葆真去天津接洽各国领事团，联络谘议局，解决前述两大难题，赠王葆真百元路费，明早即请动身。”这是张绍曾在王葆真的游说下的重大转变。王葆真得到张绍曾的承诺后，立即动身前往天津。

　　就在王葆真在天津筹集好了军费、疏通了滦州起义军通过天津火车站各项事宜，准备回滦州时，10月27日，张绍曾在滦州联络蓝天蔚、卢永祥等人，联名电奏清政府，并在滦州火车站扣留了清政府从沙俄购买的运往武昌前线的军火，滦州兵谏爆发。张绍曾改变了对王葆真的承诺，以“兵谏”的方式策应武昌起义。

　　清政府对张绍曾早有防备。面对张绍曾递上来的兵谏奏章，假意全盘答应，并颁布罪己诏欺骗全国人民，同时对张绍曾明升暗降，任命他为“长江宣抚大臣”，让他离开第二十镇，到长江流域解散各地起义的革命军。清政府的这一系列操作，实际上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

　　面对危机，张绍曾犹豫不决。王葆真得知情况后，打电报给张绍曾，要求张绍曾暂时不要交接，等他到滦州后再作决定。王葆真决定再到滦州，继续推动张绍曾起义。

　　1911年11月15日，王葆真再度到达滦州。此时，滦州形势更加险恶，清政府已经命袁世凯组阁，袁世凯实际上掌握了国家大权。袁世凯为了应对滦州兵谏后北方严峻的形势，打出了一记重拳，收买被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会员）革职的第二十镇第十二协的协统周符鳞，让他前去石家庄刺杀吴禄贞。周符麟得到密令到达石家庄后，又收买了吴禄贞卫队长马惠田，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禄贞，张绍曾失去了有利的外部应援。

　　由于此前清政府已经下达了让张绍曾明升暗降的谕旨，张绍曾此时虽未离开滦州，但第二十镇的军权实际上已经落到原第二十镇协统潘榘楹之手。潘榘楹是第二十镇中反对革命的保守派军官，接到任命后，开始监视第二十镇官兵，严禁进行革命活动，暗探密布滦州火车站周围，搜捕从外地来的革命党人，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滦州上空。

　　面对险恶的内外形势，到达滦州的第二天，王葆真再次到司令部向张绍曾陈述起义的利弊，指出“人心向背即为决定胜败的主要关键，张统制如果不肯担当革命的任务，必致丧失人心，贻误北方革命大局，国家祸乱，将无宁日”。就在王葆真劝说张绍曾时，新任统制潘榘楹持刀闯入司令部，怒视王葆真，王葆真毫不畏惧，无视潘榘楹的存在，继续劝说张绍曾：“正应当顺应全体军心，直赴京津，大局可以迎刃而解。”潘榘楹听到这里怒目而视，拔刀相向，气氛空前紧张。王葆真言辞恳切，军营内的其他革命党人也对张绍曾苦苦挽留，但张绍曾心灰意冷，未采纳王葆真等人的建议，交出兵权，带着一班士兵去了天津，滦州兵谏失败，王葆真二下滦州策动起义的目的仍未达到。

　　滦州兵谏失败后，王葆真回到天津。不久，王葆真从滦州逃到天津的第二十镇革命军官的口中得知，第二十镇“镇中营长尚有若干人热心革命，仍可联络起义”。王葆真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为之振奋，决定三下滦州，策动第二十镇中的下层军官，举行反清武装起义。

　　1911年11月24日，王葆真第三次冒险来到已经军警林立、白色恐怖森严的滦州，下榻在火车站偏北的一处旅店，同原第二十镇司令部的何任之（兵谏失败后逃到天津）住在一起，准备运动第二十镇中的下级军官发动起义。第二天，第二十镇革命党人董锡纯到旅店告诉王葆真，何任之在城内活动时被捕，潘榘楹准备搜捕同来的人。王葆真感到情况紧急，收拾皮包准备出门，突然有军人前来旅店检查。军官（可能同情革命）暗示王葆真形势十分危险，示意他快快离开这里。面对危险，王葆真没有马上离开滦州，而是冒险进入滦州城，拜访了滦州基督教会的好友白牧师，拜托白牧师解救同来的革命党人何任之，得到白牧师的答应后，于当晚出滦州城东门，沿着滦河西大堤内侧弯腰前行，中途巧妙避开夜间巡逻的马队，走到租住的旅店附近时，一位老人告诉王葆真，侦缉队已经来过五次了，和他同来的人已经逃回天津。王葆真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下，沿着滦河河边，于凌晨回到租住的旅店内。第二天风雪交加，王葆真雇只小船到滦河东岸，东行十余里，到达卢龙县石门火车站，巧妙地避开了滦州警察的搜捕，购票回到天津。

　　王葆真回到天津不久，天津共和会会长白雅雨、孙谏生等同王葆真商议，决定去滦州发动革命，“孙谏生同志有鼓励我同去滦州之意”，王葆真也打算一同前往，继续推动滦州驻军举行起义。但此时王葆真接到上海来函，孙中山令王葆真前去汇报黄河以北发动起义的情况，王葆真没能第四次去滦州策动起义。

　　王葆真虽然没能四下滦州参加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动，但他仍念念不忘滦州的革命事业。王葆真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大连，在大连候船时，听到辛亥滦州起义爆发的消息，心中万分高兴。到大连港口给王葆真送行的同盟会会员商震，以直隶杨椒山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联作临别赠言，王葆真表示“铁肩担道义，我庶人几勉之”。王葆真对辛亥滦州起义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

　　1912年1月7日，王葆真到达上海。此时，辛亥滦州起义被袁世凯镇压、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王葆真无比悲愤，袁世凯对滦州起义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更加坚定了他反对袁世凯的信念。不久，同盟会河北支部长张继带王葆真面见孙中山，王葆真向孙中山详细汇报了自己所负责的黄河以北地区的革命发动工作，情真意切地向孙中山表达了反对袁世凯的看法，孙中山称赞王葆真的汇报“很好，可以同克强……再谈一谈”。王葆真在同黄克强等人的会谈中，提出“推动北方革命需要一笔款子”，极力为北方革命争取经费。由于王葆真的努力，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专门为继续推动包括辛亥滦州起义在内的北方革命拨款。

　　弘扬辛亥滦州起义不遗余力

　　王葆真除了三次冒险深入滦州策动驻军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外，还在他的后半生中致力于弘扬辛亥滦州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胜利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是镇压辛亥滦州起义的刽子手，早在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的南北议和时期，他就将北方革命军（包括辛亥滦州起义军）侮称“土匪”，掌握中华民国政府大权后，更是极力阻挠辛亥滦州起义革命事迹的宣传。

　　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王葆真毅然决然地担起了弘扬辛亥滦州起义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重担。1912年3月21日，中国同盟会在天津《大公报》刊登《追悼会将开》的启事，准备在3月24日召开纪念以辛亥滦州起义为主的北方革命牺牲烈士大会。王葆真作为辛亥滦州起义的重要策划者，除了参加这次公祭大会外，还在会后第二天赋诗：

　　欣然长笑酒樽前，誓扫胡氛不共天。

　　谁解春秋尊大义，重光华夏在群贤。

　　纷纷义帜飘吴楚，惴惴清廷保蓟燕。

　　但愿成仁非力薄，滦州一举足千年。

　　深宵几度铁桥前，成败由来莫问天。

　　袍泽深信容贼将，奸雄狡计戮群贤。

　　民军若得匡民国，帝孽何从祸蓟燕。

　　谁记共和多血迹，从今烈士祭年年！

　　这首诗壮怀激烈，歌颂了辛亥滦州起义的丰功伟绩，回忆了自己为策动辛亥滦州起义在滦河大铁桥下的奔走徘徊，怒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1912年4月，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师学堂两校学生在天津召开辛亥滦州起义烈士追悼大会，王葆真应邀参加。会上，王葆真痛斥把持国家政权的北洋军阀，列数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在汉口烧杀抢掠的罪行，赋诗悼念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白雅雨：

　　滦河惨淡冰兼雪，

　　义士从容剑和血。

　　抛掷头颅唤国魂，

　　千秋人吊关山月。

　　梦醒来，

　　休悲切。

　　待看荡涤尘埃，

　　崛起万千豪杰。

　　争扫幽燕听凯歌，

　　金瓯重整慰英烈。

　　1912年7月，白雅雨烈士之子白一震到天津接运父亲的灵柩回籍，王葆真作为同盟会的代表人，陪同白一震面见张锡銮（北洋军阀，当时掌政天津）妥善解决了安灵祭奠各项事宜，使白雅雨烈士骸骨顺利回归故里安葬。

　　新中国成立后，王葆真担任国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念念不忘弘扬辛亥滦州起义。

　　1951年，王葆真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侧的辛亥革命浮雕，感慨万千，想到辛亥革命在北方的史事不少，但留下的文字记载不多或不甚详细，于是约集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位同志吕复（河北省副主席）、耿毅（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郝濯（北京有德中学校长）、耿杰（河北省人民代表兼政协委员）筹集成立辛亥河北革命运动史料调查委员会，王葆真对辛亥滦州起义时期的参与者吴禄贞、彭家珍、胡鄂公的相关资料，以亲历者的身份，做了大量补充和订正，进一步丰富了辛亥滦州起义资料。

　　直到1977年病逝，王葆真仍然念念不忘辛亥滦州起义、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作者单位：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