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与孙中山革命学说的传播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创办《民报》作为机关报。孙中山亲撰发刊词，把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合称“三民主义”。此系孙中山首次系统地提出三民主义思想理论

　　王昆仑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年时代的王昆仑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真钻研，努力践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叱咤风云。王昆仑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依然注重孙中山学说中革命精义的阐发，用以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

　　从迷茫到觉悟

　　王昆仑投身革命、探求真理，从迷茫、徘徊到觉悟、奋进，历经重重曲折。

　　辛亥革命风雷激荡，最终推翻了延续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这让少年王昆仑对孙中山产生了由衷的敬仰，深信三民主义是照亮民族独立自强之路的明灯。1917年夏，王昆仑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正逢科学、民主的新思潮在大学校园里涌动、扩散。五四运动爆发，王昆仑毅然打出大幅标语，走向天安门前，满怀激情参加游行、演讲，到东交民巷递交抗议书，去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之后，他积极联络进步学生，建立民治主义同志会，创办名为《民生》的刊物，开展一系列抨击军阀统治、倡导社会变革的爱国学生运动。从刊物名称就可以看出，青年王昆仑立志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以改造社会、造福民众为己任。

　　在“挽留校长（蔡元培）”“驱逐彭氏（教育总长彭允彝）”的行动中，为了争取各地学生的支持，王昆仑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被推举为代表前往上海寻求声援。1922年12月的上海之行，实现了王昆仑积贮心中已久的一个愿望，在上海租界莫里哀路寓所，见到了他衷心敬仰的孙中山先生。他前后三次拜望孙中山，报告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当面请教开展革命斗争的策略。其中第二次见面，与孙中山有较长时间的交谈，当谈到在北京发展国民党组织时，王昆仑表达了加入国民党的意愿，孙中山当即表示同意，让他直接找国民党总部的负责人谢持、张继，履行入党手续。就这样，王昆仑成为由孙中山亲自批准入党的国民党党员，这对他“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回到北京后，王昆仑动员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全体同志加入国民党，在北京教育界建立起第一个国民党组织，并把一批有政治抱负的进步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著作，开始把眼光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向二七惨案后逐步掀起的工人运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孙中山本着“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的精神，抱病北上。王昆仑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奔走于各大专院校，发动群众做孙中山的后盾。经过争取，他成为孙中山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直接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短短几个月时间，亲眼看见孙中山抱病为国操劳、终于沉疴不起、立下遗嘱乃至灵柩停厝西山碧云寺的整个过程，王昆仑对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伟人品格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各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剧，各派政策和思想的分歧走向公开。风云变幻之际，王昆仑对革命的前途深感忧虑，面对沉沉雾霾，他陷于迷茫和彷徨之中，一度步入思想的歧途。1925年11月，国民党部分中央执委、监委在北京西山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多项议案。与此同时，孙科在上海发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打出反共的旗帜。尽管王昆仑此时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采取抵制态度，但他始终信奉孙中山的学说，坚定地想把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他的书房里，正中一直挂着孙中山的大幅遗像，两边是他手书的对联：发奋读书，努力革命。

　　在北伐战争推进到沪苏浙一带时，王昆仑受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影响，一度赞成“分共”“限共”。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目睹国民党抓捕、杀戮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场面，十分震惊。而各派力量为争夺权力而翻云覆雨、钩心斗角，也促使他对党国上层政客的品行产生疑问。王昆仑开始反思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政治倾向和组织路线，认为国民党四分五裂的格局，是那些打着孙中山旗号、但实际背叛了三民主义的叛徒一手造成的。为此，王昆仑于1928年2月发起成立再造社，准备通过再造活动挽救国民党，主张试行孙中山提出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推动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建设。然而，此时的王昆仑，还是把重振国民党的希望寄托于胡汉民、孙科等元老人物和“太子派”。

　　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高层又一次进行重组，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新的转折。王昆仑通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更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更深刻地认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从而促使他决心“去发现新的革命、新的人生”。1933年初，王昆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翻开了他革命生涯新的一页。

　　在论辩中阐发新三民主义

　　在王昆仑看来，近代中国革命运动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或者说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即“对外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世界民族的平等，对内争取人民的民权自由与民生安乐”。而三民主义，包含了民族生存、政治民主和人民生活“三大范畴”，符合“历史的法则”，正是实现中心任务的指导理论。近代以来，围绕中华民族摆脱面临的危机，不同政治派别、政治人物提出过多少主义，发动过多少运动，在当时发生过或大或小、或促进或促退的作用。但即使是具有局部改进意义的一些主张，也因为“经受不住时代洪流的试炼而归于流产、消亡”，唯有孙中山的学说切合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王昆仑对于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宣传，始终扣住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基本问题加以展开。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审时度势，“推进新策略，团结新力量，培养新干部”，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民工”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理论更具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三大革命政策的确定，既“承继了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传统”，又顺应“现代世界民主政治的思潮”，赋予“三民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内容”，从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王昆仑全面接受孙中山“新理论政纲”，他倾力加以阐发的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正是“以坚决革命贯彻到底为精神”的新三民主义。

　　民族自卫和抗争。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各国列强的残害，它们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近百年的中国史年年日日记载着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为此，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阐发，突出了反抗帝国主义这一主旨。王昆仑在论述新三民主义时，也重在警醒国人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团结一心开展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平等。面对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必须超越义和团充满“封建性神权色彩的农民反帝运动”，超越简单抵制洋货的盲目反帝运动，从“直觉的广泛的爱国运动”，转向于“理智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革命学说指导下，集结自卫和反抗的力量，形成“现代国家全民联合、具有政治引导中心的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王昆仑又把坚持三民主义与坚持抗战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大力宣传全民抗战，呼吁对内“团结民族力量”，对外“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用血和火写出中国民族抗战史”，在抗战中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强盛。

　　为共和民主而战。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现人民民主，是孙中山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进入民国以后，保卫共和铲除专制、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王昆仑反复引述孙中山的论说：“今日之患，非患复辟者，正患假共和之名心复辟伪共和者”“诚不忍中国之民主政治有名无实，浸假并其名而亡之”。他大声疾呼秉承孙中山一贯坚持的革命立场，“以真共和与假共和宣战，以真民主与假民主宣战”。面对军阀毁法祸国，更迭为乱，败坏共和政体，王昆仑主张遵循孙中山的宣言，坚持北伐，“消灭军阀之祸乱”，改变“打倒一个大皇帝，产生许多小皇帝”的军阀割据格局；同时努力“确定中华民国的组织之根本大法”，以法制保障权由民授，同时也“使代表民意之国会能自由行使职权”。三民主义革命者只有以革命的方式，打倒民族公敌，力排艰难险阻，才能实现“自己所理想的国家”，即“包容全民族人民所共有、共治、共亲的国家”。

　　以伟大的人民力量为基础。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中，革命的目的是要造福民生，而革命成功也必须依靠人民。王昆仑说，“只有中山先生真看到了中国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尤其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传统的革命精神饱藏在下层的勤劳大众”。因此，遵循孙中山的理论，就要“以民主的方式组织他们，使他们为自己和为民族的利益而加入革命的营垒，共同战斗”。无论是反对专制独裁，还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只有依靠革命理念，“领导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力量”，斗争才能坚决，才能持久，才能“不怕打击，终于贯彻到底”。是不是服务民众、依靠民众，也正是民主与专制、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所在。作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者，必须深入民众，唤起民众，使“农工兵学商联合起来”，发动和推进“民族大众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争取抗战全面胜利的战斗中，更需要团结民众、教育民众、“保卫民众的利益”“以革命政权与革命人民之坚强合作为第一条件”，使自卫、革命、建设都汇入“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洪流”。

　　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阐发，王昆仑紧密联系各个时期的社会实际，与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抨击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痛斥叛徒国贼和独裁者相结合，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评论，其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文笔酣畅，饱含着很强的战斗性、鼓动性。

　　高擎团结的大旗

　　从1920年代末起，王昆仑就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933年，王昆仑积极争取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这一时期的王昆仑“在思想上逐步完成了由爱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这期间和之后，王昆仑依然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不懈地宣传孙中山的学说，这是因为，其时国民党仍为有实力的执政党，集中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团结国民党高层人士，影响国民学内部的力量平衡和决策；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仍然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各界人士所信奉，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仍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团结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王昆仑坚持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他在国民党内不是以背叛者、反对派的身份出现，而是代表着崇奉真理、坚持原则的一派人士。与此同时，王昆仑作为孙中山亲自批准的加入国民党的老党员，与国民党的一批政治元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所以，无论是吴稚晖、居正、谢持、张继等元老人物，还是太子派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王昆仑都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系。对可能影响决策的高层人士和地方实力人士，则分别晓之以民族大义和民生要义，从而团结更多的人靠拢民主革命。特别是推动国民党下决心全面抗战，王昆仑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包括朱家骅、陈立夫、陈果夫都受到他的影响。抗战后期，由王昆仑发起，联络国民党内上层爱国民主人士，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更进一步实现了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大联合。

　　团结社会爱国民主团体。1933年加入共产党以后，王昆仑创办南京读书会，团结一批青年志士，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不仅如此，为了更加广泛地团结和影响各界进步青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的背景下，王昆仑又积极推动成立各种类型的抗敌救国会，包括南京妇女界救国会、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南京职工救国会、南京学生界救国会等，并加强与沪宁线各城市救亡团体的联系，凝聚抗日救国的民众基础。作为这些爱国团体的灵魂人物，王昆仑主要是以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分析时事形势，协调开展学习、讲习、文化传播和爱国救亡宣传活动。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抗日救国和民主革命的青年才俊，也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充实了有生力量。

　　促进国共团结合作。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本身包含着国共两党联合合作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构成北伐、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尽管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王昆仑几乎未论述“联共”，而是以容纳“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革命新青年”、组织发动“劳苦工农大众”等，隐约地指代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但他通过对孙中山力主团结北伐的历史回顾，在国民党高层展开工作，促使一些元老人物消解对共产党的敌意，逐步接受联共抗日思想。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王昆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为一个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部分国民党左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并联络其他民主党派，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在这期间，王昆仑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主任，主持《中苏文化》组稿、编辑、出版工作，宣传中苏友谊；在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时，他邀请毛泽东参加庆祝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大会，都对巩固全国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王昆仑继续满怀热情地宣传孙中山的宏大理想，努力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缅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呼吁台湾当局遵照孙中山“天下为公”“顺应潮流”的遗教，国共促膝相商，共竟统一大业，始终高擎孙中山的旗帜，期望合作谱写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单位：无锡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