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虎的孙中山一生如何度过5个虎年

　　孙中山（1866—1925）“诞于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属虎。在59岁的生命历程中，他除生年外，还度过了其余4个虎年。考察其这几个“本命年”的思想与实践活动，我们可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他敢想敢做、睿智威猛的“虎性”，及其追求真理与愈挫愈奋之革命战斗人生。

　　第二个虎年 赴檀香山改变人生道路

　　孙中山一生中的第二个虎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为12周岁，正处在少年时期。这年他经历了人生转折的一件大事：离开家乡翠亨村远渡重洋赴夏威夷。因该地盛产著名的檀香木，故中国人又称夏威夷为檀香山。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华侨在那里谋生，到19世纪末时，在檀香山生活的五万多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德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1871年随母舅杨文纳到檀香山去谋生与发展，七八年下来竟成了当地有名的华侨资本家。于是孙眉决定接父母和弟弟到檀香山一起生活，这就是孙中山第一次赴檀之原因。

　　孙中山在忆及首次离家去檀香山时谓：“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他这里所说之年龄当是按中国习俗计的虚龄，即赴檀是1878年事（也有说是1877年和1879年者）。事实是：这一年孙眉的同村和同事郑强从檀香山“回国结婚，同时招募到一百多华工同去夏威夷做工，因此而租用了英国招商局的船只‘格兰诺号’……孙中山、孙母和郑强夫妇是同船到夏威夷的。”孙母杨太夫人不久就回国了，而中山本人这次则在檀香山辍国学而开始转攻西学——先后入教会办的奥兰尼和普纳湖两所学校念了四五年书。

　　后来，孙中山曾在不同场合几次谈到第一次出国及在檀香山生活之观感。他从船上的机器和大梁之奇，看到了外国先进与中国落后——“外国人所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能做”；他从夏威夷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民众之安居乐业，想到了翠亨村人面对海盗之劫掠而无法律可治其罪，“中国所急需的就是美国式的法律”；他在檀香山“就傅西校（后），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之私塾。总之，孙中山在这里“才知道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政府是什么样子，而这样的政府又意味着什么”，其“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

　　显然，他这次出国赴檀对以后之人生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他在结束了家乡的4年学塾生活后，有机会开始了系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求学生涯，这为其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的树立，及与此相关的为人处事行为方式之养成，打下来了良好基础。

　　其二，他通过中外社会现状的对比，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教与政制文明，并进而把原先对家乡缠足与赌博等封建陋习之不满情绪，升华为萌发了立志学习泰西、改造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

　　由此观之，孙中山第二个虎年的出国赴檀之旅——尤其是其转向西学的抉择，的确是迈出了改变其人生道路的关键性一步。这一步决定了他不可能走中国士大夫科考入仕、忠君报国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走以民主科学振兴祖国之新路。可以说，没有他这次远涉重洋的檀香山之行及其以后在夏威夷的经历，就不会有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第三个虎年 在港倡行社会改革 放言排满反清

　　孙中山人生中的第三个虎年——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是24岁，恰逢他在香港西医书院念完大三转入大四课程之青年时期。在其革命的生涯中，这一年有两件事值得一书。

　　其一，是年春他上书本邑的著名官绅郑藻如，提出发展农业与教育，及厉行禁烟等倡议，望其支持在香山县内施行。郑为香山濠头乡人，曾以科考中举及“剿匪军功”入仕，是深受李鸿章器重的清廷大员，官衔至二品，1886年后病休居乡养老至终。孙中山当时对这位“一邑物望所归，闲于乡间，无善不举”的乡绅心怀寄望，故向其上此书。他在这平生第一篇政治著作中，提出了最关注的三件事：

　　（一）要振兴本县农桑业，“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设兴农之会，为之先导”；

　　（二）应“仿行沪上戒烟之规”除烟毒，在“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

　　（三）发展全县教育事业，“宜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必也多设学校”。

　　孙中山认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因此，他“甚望台驾由以提倡之……恳为斧裁督教之”。可惜，这封上书送给郑，之后并无下文，仅于光绪十八（1892）年刊于澳门的报端，使之得以流传至今。

　　其二，该年孙中山与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大放排满反清言论，自称并被人目为“四大寇”。孙中山自1887年9月由广州博济医校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以来，每于学课余暇，皆与陈、尤、杨等相聚，致力于革命鼓吹。几人大约于1890年结为肆放反清言论之“四大寇”。关于他们该年的活动情形，陈少白和孙中山皆曾忆及。陈记述道：“每遇休假，四人辄聚杨（耀记）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此称之。实则纵谈之四大寇，而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孙则说，他们在一起“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当时与“四大寇”一起纵谈反清言论者，尚有孙先生的好友郑士良、陆皓东等人。杨鹤龄开的杨耀记店，一时间实成了以孙为中心的为反清志士“最初之政谈俱乐部”。参与这个俱乐部活动的人，后来皆是孙中山创建香港兴中会总会的革命骨干。

　　以上情况表明，孙中山这位青年爱国者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在正式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前，其早期思想中的改良与革命这两种因素正在彼消此长：上书当道提倡改良虽一度是他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但在此举之努力成为泡影后，他即抛弃了对清朝统治当局的一切幻想，决志从事民主革命。

　　第四个虎年 提出革命程序设想并努力发动留学界与华侨

　　孙中山的第四个虎年——1902年（光绪廿八年壬寅）为36岁。他当时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反清民主革命家。日人宫崎滔天在半自传体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东京国光书房1902年版）中，向世人介绍了孙的革命思想及其1900年前的反清斗争——该书因此也被人称为全球之第一部孙文传。在这个虎年，孙中山不仅思想方面有重大创获，而且还积极从事组织和壮大革命力量的工作。

　　在思想发展方面，孙中山该年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很明确，并拟出了革命建国三程序的初步方案。他在与法国印支政府官员晤谈时，恳求法国能“提供武器援助”，以便“利用越南的河内作为向华南输入武器的渠道”。并表明“其政治目标仍然是推翻清王朝，至少首先在长江以南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孙中山这年在东京与章太炎“定交”后，曾同他及秦力山等人讨论过改革土地与赋税制度及建都问题，并初步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他说：革命建国的大敌是“吾中国人……怀帝王之思想”。“吾细思数年……欲救其弊，莫若于军法、地方自治法间，绾以约法……军事初起，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远离战地，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约以五年……军政府所过，地方自治即成，而以约法为过渡绾合之用，虽有抱帝王之策者，谅也无所施其计也。”这一设想经过充实完善后，到1906年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孙中山正式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定位革命建国必经之程序。

　　在革命行动上，孙中山此年十分关注并努力地发动留学界参与反清斗争。他不仅自己在东京和横滨加强了同留学生志士的联络活动，而且还“邀集刘成禺、冯自由、程家柽、程明远、李书城等人开秘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决定分途游说各省留学生及游历有志人员”组建团体。其当时在谈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时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孙中山当时注意用多种形式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以激发留学界的革命觉悟。如他大力支持留学生们于“是年三月十九日（公历4月26日）”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当这次会议在东京上野精轩被日本警署阻挠改为聚餐会后，其当日返回横滨又召集同志多人在永乐楼补行纪念式，借以“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和“鼓吹种族革命”。他又委托刘成禹参照现有的史学著作并进一部搜罗遗闻，编撰一部《太平天国战史》，为的是用它来“发扬先烈”，将“太平天国一朝之民族革命辉煌史”，“作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他还为宣传与捍卫共和革命主张，最早对康、梁保皇派的谬论进行口诛笔伐。章太炎在该年春谈到这件事时说：“今者任公、中山意气仇尚不能平……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如仇雠也。”显然，留东学界次年革命风潮之蓬勃兴起，是与孙中山本年在他们中间所作的联络发动工作分不开的。

　　在越南华侨中组建革命团体，也是孙中山该年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于12月间化名高达生由西贡抵达河内后，很快就结识了平日喜读《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的华侨店主黄隆生。黄“知先生为革命党领袖，坚求订盟，并次第介绍杨寿彭、罗錞、曾克齐、甄吉廷、张焕池，甄璧等与先生认识。先生与谈种族大义，他们皆为悦服，乃踊跃加入党籍”。这是孙中山在东南亚华侨中建立的第一民主革命团体，其党员发展至四五十人。它为后来河内成为同盟会在海外的重要基地之一，打下来坚实基础。广大华侨日后能够成为“革命之母”实有孙先生的联络、发动与劝导之功。

　　第五个虎年 奋起组党讨袁及觅得至爱伴侣

　　孙中山生命中的第五个虎年——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是48岁。他由于上年“二次革命”之失败，又一次亡命日本东京。其当时“生活至感枯窘”，而对革命事业则“不因失败而灰心”，仍“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精神贯注，猛力向前”。该年，孙中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是改造国民党与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进行武力讨伐袁世凯、再造共和民国的第三次革命。他在当年（也有说是1913年）9月给党人黄芸苏的复函中说：“有此一败，为吾党一大淘汰，亦不幸中之幸也……弟今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的党，以为再举之图”；“此后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之人，能牺牲身命自由权利，而为国家生民造幸福者，乃能入选”。

　　中华革命党从上年9月27日在东京开始吸收第一批党员以来，经过9个多月在国内外的发展，到1914年之6月底7月初时已有党员640余人。孙中山认为正式立党的时机到了，遂于6月16日与陈其美等开会商定了中央党部之人选，旋于22日（有说21日）在民国社召开了8省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与会者一致公举孙先生为总理，协理暂缺，并选出各部之部长。7月8日下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静养轩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孙总理在会上当众立誓约，宣誓就职，并自盖手印。这次大会公布了《中华革命党总章》39条。它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即军政、训政、宪政；它还规定本党党员按入党之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分别享有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和先进公民的不同权利。随后，孙中山又在3个月内先后17次召集主要干部会议，对自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方略》进行讨论修改，并于年底正式将该方略予以公布，作为本党行动之准绳。此间，他曾不断派人回国，在一些省市发动与进行武装讨袁斗争。

　　就在孙中山为组建中华革命党和布署讨袁军事奔忙的日子里，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与素来景仰他的年轻姑娘，从美国来到了其身边。这就是后来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

　　宋女士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后，第二天就在父亲宋耀如及姐姐宋霭龄陪同下去东京拜会孙先生，“带给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她以后经常出入于孙的寓所，并于1914年3月决定尽快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之工作。经过约半年的实习，宋庆龄在是年9月宋霭龄返沪结婚时，正式以秘书的身份协助孙中山进行工作。她将保管密码、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等项工作都担负起来，且完成得很出色，很快就成了孙先生离不开的重要助手。宋庆龄在与孙中山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很自豪，心中总是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她认识到“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够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当时，孙中山在革命屡遭顿挫与亡命海外的孤寂中，得到这位新女秘书的帮助和照顾，也颇感欣慰和深受鼓舞。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的共同理想，使他俩在工作中很快建立了革命情谊，并开始彼此相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感情在相互了解中日益加深。是年底，宋离日返沪探亲前为两人结合之事向孙表白说：“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革命！”宋庆龄的暂时离开，令孙中山心神不宁和茶饭不思，当房东梅屋夫人问他“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时，孙坦率地承认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虎年找到了真爱，并择定了终身之革命伴侣宋庆龄。这无论是就其晚年的日常生活而言，还是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作者周兴樑，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