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虎的孙中山一生如何度过5个虎年

辛亥革命网 2022-02-08 14:19 来源:团结网 作者:周兴樑 查看:

孙中山(1866—1925)“诞于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属虎。在59岁的生命历程中,他除生年外,还度过了其余4个虎年。

  孙中山(1866—1925)“诞于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属虎。在59岁的生命历程中,他除生年外,还度过了其余4个虎年。考察其这几个“本命年”的思想与实践活动,我们可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他敢想敢做、睿智威猛的“虎性”,及其追求真理与愈挫愈奋之革命战斗人生。

  第二个虎年 赴檀香山改变人生道路

  孙中山一生中的第二个虎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为12周岁,正处在少年时期。这年他经历了人生转折的一件大事:离开家乡翠亨村远渡重洋赴夏威夷。因该地盛产著名的檀香木,故中国人又称夏威夷为檀香山。早在二三百年前就有华侨在那里谋生,到19世纪末时,在檀香山生活的五万多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德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1871年随母舅杨文纳到檀香山去谋生与发展,七八年下来竟成了当地有名的华侨资本家。于是孙眉决定接父母和弟弟到檀香山一起生活,这就是孙中山第一次赴檀之原因。

  孙中山在忆及首次离家去檀香山时谓:“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他这里所说之年龄当是按中国习俗计的虚龄,即赴檀是1878年事(也有说是1877年和1879年者)。事实是:这一年孙眉的同村和同事郑强从檀香山“回国结婚,同时招募到一百多华工同去夏威夷做工,因此而租用了英国招商局的船只‘格兰诺号’……孙中山、孙母和郑强夫妇是同船到夏威夷的。”孙母杨太夫人不久就回国了,而中山本人这次则在檀香山辍国学而开始转攻西学——先后入教会办的奥兰尼和普纳湖两所学校念了四五年书。

  后来,孙中山曾在不同场合几次谈到第一次出国及在檀香山生活之观感。他从船上的机器和大梁之奇,看到了外国先进与中国落后——“外国人所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能做”;他从夏威夷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民众之安居乐业,想到了翠亨村人面对海盗之劫掠而无法律可治其罪,“中国所急需的就是美国式的法律”;他在檀香山“就傅西校(后),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之私塾。总之,孙中山在这里“才知道一个现代化的文明政府是什么样子,而这样的政府又意味着什么”,其“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

  显然,他这次出国赴檀对以后之人生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他在结束了家乡的4年学塾生活后,有机会开始了系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求学生涯,这为其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的树立,及与此相关的为人处事行为方式之养成,打下来了良好基础。

  其二,他通过中外社会现状的对比,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教与政制文明,并进而把原先对家乡缠足与赌博等封建陋习之不满情绪,升华为萌发了立志学习泰西、改造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

  由此观之,孙中山第二个虎年的出国赴檀之旅——尤其是其转向西学的抉择,的确是迈出了改变其人生道路的关键性一步。这一步决定了他不可能走中国士大夫科考入仕、忠君报国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走以民主科学振兴祖国之新路。可以说,没有他这次远涉重洋的檀香山之行及其以后在夏威夷的经历,就不会有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第三个虎年 在港倡行社会改革 放言排满反清

  孙中山人生中的第三个虎年——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是24岁,恰逢他在香港西医书院念完大三转入大四课程之青年时期。在其革命的生涯中,这一年有两件事值得一书。

  其一,是年春他上书本邑的著名官绅郑藻如,提出发展农业与教育,及厉行禁烟等倡议,望其支持在香山县内施行。郑为香山濠头乡人,曾以科考中举及“剿匪军功”入仕,是深受李鸿章器重的清廷大员,官衔至二品,1886年后病休居乡养老至终。孙中山当时对这位“一邑物望所归,闲于乡间,无善不举”的乡绅心怀寄望,故向其上此书。他在这平生第一篇政治著作中,提出了最关注的三件事:

  (一)要振兴本县农桑业,“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设兴农之会,为之先导”;

  (二)应“仿行沪上戒烟之规”除烟毒,在“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

  (三)发展全县教育事业,“宜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必也多设学校”。

  孙中山认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因此,他“甚望台驾由以提倡之……恳为斧裁督教之”。可惜,这封上书送给郑,之后并无下文,仅于光绪十八(1892)年刊于澳门的报端,使之得以流传至今。

  其二,该年孙中山与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大放排满反清言论,自称并被人目为“四大寇”。孙中山自1887年9月由广州博济医校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以来,每于学课余暇,皆与陈、尤、杨等相聚,致力于革命鼓吹。几人大约于1890年结为肆放反清言论之“四大寇”。关于他们该年的活动情形,陈少白和孙中山皆曾忆及。陈记述道:“每遇休假,四人辄聚杨(耀记)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此称之。实则纵谈之四大寇,而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孙则说,他们在一起“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当时与“四大寇”一起纵谈反清言论者,尚有孙先生的好友郑士良、陆皓东等人。杨鹤龄开的杨耀记店,一时间实成了以孙为中心的为反清志士“最初之政谈俱乐部”。参与这个俱乐部活动的人,后来皆是孙中山创建香港兴中会总会的革命骨干。

  以上情况表明,孙中山这位青年爱国者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在正式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前,其早期思想中的改良与革命这两种因素正在彼消此长:上书当道提倡改良虽一度是他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但在此举之努力成为泡影后,他即抛弃了对清朝统治当局的一切幻想,决志从事民主革命。

  第四个虎年 提出革命程序设想并努力发动留学界与华侨

  孙中山的第四个虎年——1902年(光绪廿八年壬寅)为36岁。他当时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反清民主革命家。日人宫崎滔天在半自传体的《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东京国光书房1902年版)中,向世人介绍了孙的革命思想及其1900年前的反清斗争——该书因此也被人称为全球之第一部孙文传。在这个虎年,孙中山不仅思想方面有重大创获,而且还积极从事组织和壮大革命力量的工作。

  在思想发展方面,孙中山该年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很明确,并拟出了革命建国三程序的初步方案。他在与法国印支政府官员晤谈时,恳求法国能“提供武器援助”,以便“利用越南的河内作为向华南输入武器的渠道”。并表明“其政治目标仍然是推翻清王朝,至少首先在长江以南建立联邦共和政府。”孙中山这年在东京与章太炎“定交”后,曾同他及秦力山等人讨论过改革土地与赋税制度及建都问题,并初步提出了革命程序论。他说:革命建国的大敌是“吾中国人……怀帝王之思想”。“吾细思数年……欲救其弊,莫若于军法、地方自治法间,绾以约法……军事初起,所过境界人民,必以军法部署,积弱易振也。地方既下,且远离战地,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约以五年……军政府所过,地方自治即成,而以约法为过渡绾合之用,虽有抱帝王之策者,谅也无所施其计也。”这一设想经过充实完善后,到1906年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孙中山正式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定位革命建国必经之程序。

  在革命行动上,孙中山此年十分关注并努力地发动留学界参与反清斗争。他不仅自己在东京和横滨加强了同留学生志士的联络活动,而且还“邀集刘成禺、冯自由、程家柽、程明远、李书城等人开秘会于东京竹枝园饭店,决定分途游说各省留学生及游历有志人员”组建团体。其当时在谈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时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孙中山当时注意用多种形式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以激发留学界的革命觉悟。如他大力支持留学生们于“是年三月十九日(公历4月26日)”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当这次会议在东京上野精轩被日本警署阻挠改为聚餐会后,其当日返回横滨又召集同志多人在永乐楼补行纪念式,借以“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和“鼓吹种族革命”。他又委托刘成禹参照现有的史学著作并进一部搜罗遗闻,编撰一部《太平天国战史》,为的是用它来“发扬先烈”,将“太平天国一朝之民族革命辉煌史”,“作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他还为宣传与捍卫共和革命主张,最早对康、梁保皇派的谬论进行口诛笔伐。章太炎在该年春谈到这件事时说:“今者任公、中山意气仇尚不能平……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如仇雠也。”显然,留东学界次年革命风潮之蓬勃兴起,是与孙中山本年在他们中间所作的联络发动工作分不开的。

  在越南华侨中组建革命团体,也是孙中山该年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于12月间化名高达生由西贡抵达河内后,很快就结识了平日喜读《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的华侨店主黄隆生。黄“知先生为革命党领袖,坚求订盟,并次第介绍杨寿彭、罗錞、曾克齐、甄吉廷、张焕池,甄璧等与先生认识。先生与谈种族大义,他们皆为悦服,乃踊跃加入党籍”。这是孙中山在东南亚华侨中建立的第一民主革命团体,其党员发展至四五十人。它为后来河内成为同盟会在海外的重要基地之一,打下来坚实基础。广大华侨日后能够成为“革命之母”实有孙先生的联络、发动与劝导之功。

  第五个虎年 奋起组党讨袁及觅得至爱伴侣

  孙中山生命中的第五个虎年——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是48岁。他由于上年“二次革命”之失败,又一次亡命日本东京。其当时“生活至感枯窘”,而对革命事业则“不因失败而灰心”,仍“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精神贯注,猛力向前”。该年,孙中山所做的最重要工作,是改造国民党与重新建立中华革命党,进行武力讨伐袁世凯、再造共和民国的第三次革命。他在当年(也有说是1913年)9月给党人黄芸苏的复函中说:“有此一败,为吾党一大淘汰,亦不幸中之幸也……弟今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之革命的党,以为再举之图”;“此后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之人,能牺牲身命自由权利,而为国家生民造幸福者,乃能入选”。

  中华革命党从上年9月27日在东京开始吸收第一批党员以来,经过9个多月在国内外的发展,到1914年之6月底7月初时已有党员640余人。孙中山认为正式立党的时机到了,遂于6月16日与陈其美等开会商定了中央党部之人选,旋于22日(有说21日)在民国社召开了8省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与会者一致公举孙先生为总理,协理暂缺,并选出各部之部长。7月8日下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静养轩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孙总理在会上当众立誓约,宣誓就职,并自盖手印。这次大会公布了《中华革命党总章》39条。它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即军政、训政、宪政;它还规定本党党员按入党之先后,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种,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分别享有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和先进公民的不同权利。随后,孙中山又在3个月内先后17次召集主要干部会议,对自己草拟的《中华革命党方略》进行讨论修改,并于年底正式将该方略予以公布,作为本党行动之准绳。此间,他曾不断派人回国,在一些省市发动与进行武装讨袁斗争。

  就在孙中山为组建中华革命党和布署讨袁军事奔忙的日子里,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与素来景仰他的年轻姑娘,从美国来到了其身边。这就是后来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

  宋女士于1913年8月29日抵达横滨后,第二天就在父亲宋耀如及姐姐宋霭龄陪同下去东京拜会孙先生,“带给他一箱革命同情者送的加利福尼亚水果和一封私人信件”。她以后经常出入于孙的寓所,并于1914年3月决定尽快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之工作。经过约半年的实习,宋庆龄在是年9月宋霭龄返沪结婚时,正式以秘书的身份协助孙中山进行工作。她将保管密码、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等项工作都担负起来,且完成得很出色,很快就成了孙先生离不开的重要助手。宋庆龄在与孙中山一起工作时,常常感到很自豪,心中总是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她认识到“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够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当时,孙中山在革命屡遭顿挫与亡命海外的孤寂中,得到这位新女秘书的帮助和照顾,也颇感欣慰和深受鼓舞。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的共同理想,使他俩在工作中很快建立了革命情谊,并开始彼此相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感情在相互了解中日益加深。是年底,宋离日返沪探亲前为两人结合之事向孙表白说:“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革命!”宋庆龄的暂时离开,令孙中山心神不宁和茶饭不思,当房东梅屋夫人问他“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时,孙坦率地承认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虎年找到了真爱,并择定了终身之革命伴侣宋庆龄。这无论是就其晚年的日常生活而言,还是对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作者周兴樑,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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