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归国途中的外交活动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发动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推新军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这时，中国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还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随后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武昌响起的革命枪声，获得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虽然重新起用袁世凯，企图扑灭遍地燃起的革命火焰，但是，革命洪流势不可挡，清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而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在从美国经过欧洲的返国途中，配合国内革命形势，繁忙地开展了宣传和外交活动。

　　在美国活动

　　曾想会晤美国国务卿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穿行在美国。他于1911年3月由加拿大进入美国后，一直从事革命宣传和募集革命资金的活动。

　　10月11日，孙中山行抵科罗拉多州的丹佛（Denver）。他谈起当年的经历时说：“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黄兴）在香港发来的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遂）欲拟电覆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店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原来，孙中山是在10月12日上午11时，在饭馆用餐时，方从当地报纸读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信息。自然，他非常高兴。

　　孙中山随即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否立即从太平洋返国。他说：“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认为，外交活动非常重要，自己应在这方面着力。他分析：当时美国、法国朝野同情中国革命；德、俄两国，反对中国革命；英国、日本两国，则民间同情中国革命，而政府反对（日），或态度未定（英）。他感到，外交的关键在英国，因为只要英国同情于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于是，他决定“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13日，孙中山经圣路易市抵达芝加哥。他为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通告。他过圣路易城时阅报云：“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孙中山说：“予得此报，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15日，芝加哥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他即未参加。

　　据清廷驻美使馆书记生周本培记录：10月间，孙中山接受了法国朝日新闻记者采访。孙曰：“吾敢谓，斯举（武昌起义）当有成矣。”他回顾自己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之由来，并说明，他的革命同志均不排外，拟在中国试行联邦制，设议院，行各种改革。“苟吾革命之旗，飘飏于北京城内，则吾族之新花重发矣”。

　　据《孙逸仙先生传》说：孙中山到达华盛顿后，18日曾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希望秘密会晤，但未能如愿。20日，孙中山赴纽约，秘密与一些外国人会见。

　　31日，孙中山致电时在伦敦的咸马里（一译荷马李，美国人，孙之军事顾问）表示：如得财力支持，他绝对能控制革命局势。次日，他又致电咸马里，告知汉口革命形势，并告，他将乘“毛里塔尼亚号”轮离美赴英。

　　11月2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英。

　　在英国活动

　　委托代表与英国外相晤商

　　11月11日，孙中山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伦敦。

　　孙中山希望得到欧洲国家的借款，支持革命。据载：孙中山还在美国时曾致函英国金融界代表，谋求经济援助。10月14日的柏林报纸刊登过这样的信息。

　　在英国，孙中山由咸马里代约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向清廷借款（川汉铁路借款、币制借款）之事。“银行团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他“不能自由作主”。孙中山乃委托维加炮厂（一说马克沁机枪厂）经理道生与英国外务大臣格雷磋商，要求英国政府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关于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须中国新政府成立后开议。银行团派某行长与孙中山回国同行，以便就近磋商。据《孙逸仙先生传》记载：14日，孙中山委托道生会见英国外相格雷送一文件，希望成立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联合英美。孙中山希望英国能借一百万英镑，允诺将给英美若干优先权利。

　　11月中旬，孙中山接受英国《滨海杂志》（The Strand Magazine）记者采访。他讲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清政府排外；满人对中国260年的统治：侵犯人民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未经人民同意征收重税，压制言论自由，实施野蛮酷刑。他说：“中国人民已经下定决心”，“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人民已为驱除鞑虏作好准备”。他表示：“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的国家的行列。”这次谈话以《我的回忆》标题在该刊物发表。该刊还发表了孙中山的一函稿（“告世界书”），提到拟筹款，希望得到50万英镑。

　　据载，武昌起义后不久，各国驻北京代表收到由旧金山邮寄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宣言三份。第二份是以孙文名义发表的宣言，表示革命政府将承认以往中外条约中的外债，但不承认现在起清廷与外国协定的债务；革命政府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革命政府将感谢各国对革命的帮助，并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对真正援助民国的国家给予优惠待遇；中国共和政体建立后，将与各国签订贸易协定，建立邦交。后来，香港《南清早报》发表了孙中山《通告各国书》（上海《民立报》11月16日译载）。此文表示：中华国民，“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承认这次起事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之条约和外债，各国租界和外人及财产一律保全，如助清政府攻我军，即视为敌人。

　　11月中旬，孙中山还与英国记者谈话，表示：“今此满廷忽有讲和之意。特以衰败无力之皇室，已无谈判之价值。”

　　在法国活动

　　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会谈

　　11月21日，孙中山从伦敦来到巴黎。

　　孙中山在巴黎曾会见法国政界人士，访问议院。他见过法国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克利孟梭（后来任过法国政府总理），会晤参议员毕盛（毕恭）和文学家米尔。孙中山还请米尔致意于当时在巴黎之俄国外交大臣柴苏诺夫，但柴氏未与孙相见。孙中山与法国下院议员马塞、于贝尔、博雷尔会晤时，探询法国愿否承认将成立之中华民国。几位议员均表示，当竭力促成。

　　孙中山在巴黎还访问过《欧洲信使报》，接受《政治星期报》、巴黎《日报》记者采访，表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他表示，欢迎外资到中国开矿筑路，中国将实行关税自主，保护本国实业。法报报道了孙中山的观点。

　　11月22日（或23日），孙中山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S.Simon）会谈，希望给予中国革命政府贷款。但西蒙表示，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完全一致，严守中立，既不帮助革命一方，也不帮助清政府。故目前无法给革命临时政府贷款，此事须待为全国接受和各国承认之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表示，革命成功是毫无疑问的。

　　孙中山提出：能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偿还庚子赔款，而以矿税、部分土地税等取代由海关所设立的担保。我们希望收回海关的征税和控制权。西蒙表示，绝对不可能，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双向信用的合同问题：公众认购债票，是因为相信合同是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合同。一旦中国的信用牢固地建立起来，为了偿还有关借款，或许可以发行新的债票，不用关税作担保。但目前，现有借款不能作任何改变。

　　孙中山希望与法国政府一位阁员联系，请求法国劝阻俄国与日本结盟。西蒙表示，这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孙中山提出未来中国借款问题，西蒙表示，各国将会有规模甚大的大借款，各国可分摊。

　　11月24日，孙中山离开巴黎由马赛乘船回国。行前，他委派留法学生胡秉柯为代表，访问法国外交部，询问法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法方表示，法国最关心的，是在华法国人的安全，需要估计一下中国当局对此的保证。

　　与日人交往

　　曾探询不更名登陆日本之可能

　　1897年后，孙中山曾长期流亡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日本有些民间人士与孙中山交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1907年春，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自动离境，允许三年后可以返回居住。但日本政府并未践诺。直到1911年，孙中山都无法进入日本。

　　1911年10月，孙中山还在美国时，曾致电宫崎寅藏，探询日本政府能否允其登陆。24日接到萱野长知复电，略谓：须更名方可。而孙欲以公开身份赴日停留，目的是藉以表明日本寄予同情态度，可鼓舞革命军士气，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暗中庇护清政府的疑虑。大约在10月25日左右，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永野幸吉，安排与萱野有交谊的日人鹤冈永太郎密访孙中山，孙告知其上述情况，请他转告日本驻美代理大使埴原，电请日本政府考虑。如允其不更名登陆日本，他打算经欧洲回国途中，再取道美国，由西雅图赴日。永野幸吉随即报告日本外务省，但无下文。

　　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府是支持清廷，并无支持中国革命党之意，它关心的是攫夺中国的权益。中国武昌起义爆发，日本政府于10月24日决定：“关于满洲问题根本解决，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今后应着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日本内阁和元老都不赞成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川岛浪速等人积极策划“满蒙独立”，日本军部图谋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时，在港的日本人宫崎寅藏、池亨吉，“满铁”山田纯三郎，“东亚同志会”的绪方二三，高田商会的郡岛忠次郎，退役海军大佐太田三次郎等人参加迎接，并与孙中山一同回上海。这时，日本一些军人不同程度地介入中国南方起义各省的军事活动。许多浪人到中国举办展览。头山满、犬养毅、北一辉相继来华。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后，国际人士对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颇为注意。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陆报》记者曾询问孙中山：“与君同来之日本人，果系何人？”“此类日本人，与组织民主政府有关系否？”“君与日本政府有关系否？”

191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前排左四）一行由香港乘船前往上海

　　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民间人士中，有可通过曲折的途径与日本政府联系者。孙中山因与日本多人有旧交，又希望从日本方面获得支持援助，故他始终未中断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困难，孙中山就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这是后话。

　　孙中山在美欧外交活动的作用

　　孙中山11月24日离开法国，29日抵达埃及塞得港，途经亚丁、科伦坡，12月14日抵槟城，15日抵新加坡，21日到香港，25日到达上海。从10月12日获悉武昌起义之信息，到抵达上海，孙中山途中历经七十余日，才踏上祖国的土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欧美各国政府对革命军和清政府双方，采取了中立立场，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对于孙中山要求会晤，都采取回避态度。孙中山希望各国能对革命政府贷款，也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孙中山在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活动，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他通过报纸反复宣传中国革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暴戾，和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加深了了解。他的努力，终止了清政府续借外债的可能。

　　孙中山阐明：中国革命成功后，将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新政府将保留原先的中外条约和债务，并采取开放政策，欢迎外资开发中国资源，参加中国建设。这使各国政府消除疑虑，理解并支持新政府，对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外交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在欧美的外交活动，显示了他的外交才干，和对财政金融的熟悉，提升了他在中国革命阵营中的地位和声望。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新的统一的共和政府正在筹建中。作为同盟会领导人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他归国前在欧美的外交活动，增强了他的领袖地位。

上海各界人士在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

　　就在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前夕，12月20日，马君武发表文章，论述孙中山在欧美的影响：“孙君具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惟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则惟知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与革命事业相联系者有三事：曰军事，曰财政，曰外交。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又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于财政及外交问题，则吾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

　　孙中山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当时，关于如何结束清王朝帝制统治的南北会谈正在进行，起义各省代表也正研商如何成立全国统一的民国政府。孙中山回国，使辛亥革命之中坚同盟会精英们齐聚一起。在确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体制架构后，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