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竹白：为国敢惜身 碧血洒古城(2)

　　启迪民智 参加起义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留日学生受同盟会派遣先后回国，参加国内斗争。沈竹白此时也回到河南开封，他应河南提学使孔祥麟之邀，任中州公学总办、河南提学使署督学，并任教于法政学堂。沈竹白暗中联络周凌卓、王庚先、暴质夫等同盟会员，以中州公学、优级师范为根据地，东岳庙（今开封回民中学）等处为集会地点，商讨时政，共图革命。

　　那个时期，河南风气闭塞，革命发展迟缓。沈竹白以启迪民智为急务。首先选择在开封平民百姓比较集中的相国寺附近进行宣传，这个地方是说书、弹唱、各类玩艺比较聚集的地方。他利用这个娱乐场所，放映从日本引进的电影幻灯片（当时称大写真），从中让民众获得新知识，开阔眼界。

　　他还自筹资金，在开封鸿影庵街西头路南（今双龙巷西口），开办醒豫阅报社、白话演讲所，免费提供书籍、报刊给民众阅读。还以讲演的方式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同时，阅报社和讲演所也是革命志士集会议事、商讨时政的联络站。

　　竹白将一架日制脚踏风琴带到阅报社，通过演奏风琴，掩护前来参加秘密会议的同志和聆听革命道理的民众。他还编奏不同的乐曲、音调，作为报警信号，使与会者得以避开军警的检查和暗探的跟踪及时脱离险境。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早期同盟会员张钟端受命从武昌返回开封发动起义，组织河南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经多日各方联络、组织、发动，起义条件基本形成。起义的领导骨干人员，在河南优级师范学校（现开封前营门原医专院内）做最后部署和起义行动计划分工，同志一致推举张钟端为起义军总司令，沈竹白担负政、学界的联络任务。定于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初三（12月22日）夜，以点火为号发动起义。正当群情振奋之时，因内奸张光顺、江玉山告密，清巡防营统领柴德贵带兵包围了会场。除王庚先、刘荣堂、李锐五等数人跳墙逃出外，参加会议的领导骨干及沈竹白均被逮捕。张钟端等11人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大义凛然，怒斥清廷罪行，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服刑场，12月25日，在开封西关和南关惨遭杀害。（河南文史资料第6辑）。

　　殓葬烈士 树立丰碑

　　起义失败后，十一位领导人遇害，恐怖气氛笼罩着开封古城，革命党人大都星散隐蔽。沈竹白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得知生死与共的战友，张钟端等十一人惨遭杀害，悲愤填膺，不避艰危，戴上假发辫秘密奔走，联络操办红白事的杠夫，以慈善事业的名义将暴尸荒野的诸烈士遗体，殓葬于开封南关官坊义地。

　　他的行迹让清廷当局大为震惊。立即通缉悬拿。他只得化装星夜出走，绕道天津至上海。受到了中国同盟会总部负责人的接见。1945年《中国时报》在纪念文章《革命先烈沈竹白传》中称沈竹白当年义举：“皆以粤之朱执信收葬诸烈士目之”。

　　民国成立后，沈竹白由上海返回开封，首先为解决建立起义纪念碑及辛亥开封起义十一烈士善后事宜奔走呼号。他一面向河南省议会上书陈请“抚恤诸烈士”，陈述：“生者虽得其养，而死者尚未得其所，诸公忠魂尚沦没荒草幽谷之中……”。并多次面见当时豫督张镇芳（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提出拨款迁葬烈士遗骨及建立烈士纪念碑的要求。

　　由于沈竹白的奔走呼号，当局在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下，烈士家属的抚恤及烈士遗骨的迁葬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1912年4月，沈竹白为同盟会河南分部主办的《大中民报》，题祝贺词：“《大中民报》成立，为诸同志贺，并为吾豫贺”。

　　同年5月20日，《大中民报》在题为《将竖起纪念碑》的报道中陈述：“去岁诸烈士尸骸经沈竹帛（白）君代为收殓，暂柩南关。昨沈君又面请张都督筹款迁葬，并建设纪念碑事宜。张都督已允，首先提倡捐款。想此事不日即可举办矣”。

　　并且《大中民报》连续几日登载《王従周启事》声明烈士抚恤金发放的经过和抚恤金发放情况。

　　1912年6月30日，河南革命党人之喉舌《自由报》在开封创刊。沈竹白热心捐助资金，给予支持（《自由报》1912年6月30日）。

　　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动荡，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分裂，一些变节分子及不坚定分子倒向袁世凯。为捍卫革命成果，沈竹白与当年的老同盟会员程仲雨、曾可楼、陈伯昂、阎子固、林伯襄等人发起组织河南社会党。并租赁开封双龙巷西头路北一处房子作为事务所，介绍同志入党，发展组织，以增强革命力量。《大中民报》1912年5月26日刊登了《河南社会党通告》：

　　本党组织前经登报声明，现已租定双龙巷路北为事务所，介绍同志入党，不日即开成立大会。特此通告。

　　程仲雨、曾可楼、杜扶东、孙振东、陈伯昂、阎子固、毛叔弼、宋甲三、朱丹陛马静生、候季温、韩经亚、杨铭西、暴质夫、程午樵、李寅叔、林伯襄、张山甫、李慨卿、张宗周、李瑞庵、沈竹白等同启

　　发展实业 组建工会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民国初立，发展中国实业建设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指出：“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禆益。” 还说，实现全面推进中国实业建设的主张，使人民摆脱贫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就必须从振兴事业着手，发展实业是“中国存亡之关键”（《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页）。